作者： 謝巖津

【作家簡介】武者小路實篤(1885—1976)，日本小說家、劇作家、雜文家、詩人、畫家。生于東京的一個貴族家庭。父親武者小路實世，是一位公卿華族，在實篤兩歲時去世。實篤在生活的道路上，受西方文化的影響很深。父親曾留學多年，舅父勘解由小路資承是個托爾斯泰主義的信徒。他半農式的隱居生活，對后來實篤創建新村有很大的啟迪。在舅父的影響下，他熱心閱讀了內村鑒三、托爾斯泰等19世紀作家的文章，并且因此否定了自己貴族階級的生活。在學習院高等科學習時，實篤讀了托爾斯泰的《我的宗教》、《懺悔錄》等，曾為之傾倒。同時，他又涉獵了木下尚江、幸德秋水、德富蘆花等人的作品，因此暗下決心，將來要做個“精神上的醫生”。1906年，他入東京大學社會學系學習。第二年立志從事文學創作，當年夏天即從東京大學退學。大學期間，他由于接觸到梅特林克的著作，對托爾斯泰的熱情冷淡了下來。當他步入文壇的時候，正是日本資本主義走向帝國主義階段。但日本是個后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戰勝沙俄之后，經濟上有了飛躍的發展，政治上也成為世界矚目的大國。這一切在武者小路實篤的心目中激發了一種生氣勃勃的自信心。1908年，實篤出版了第一部作品集《荒野》，內中收入他寫的小說、評論和隨筆，初露人道主義和個人主義思想傾向。在此基礎上，1910年，武者小路實篤與志賀直哉、有島武郎、有島生馬、里見弴等人創辦了《白樺》雜志，宣揚人道主義，肯定人的個性與自我，肯定人的自然感情。在當時自然主義獨霸文壇的情勢下，為日本文學開創了一個全新的時代。不久，便形成了名滿日本的白樺派。在“白樺”時代，實篤先后發表了小說《天真的人》(1910)、《不諳事故》(1912)、《幸福者》(1919)、《友情》(1919)和戲劇《某日的一休》(1913)、《我也不知道》(1914)、《她的妹妹》(1915)、《一個青年的夢》(1916)等，這些作品都閃爍著明朗、清新的理想之光，在自然主義籠罩文壇的當時，被芥川龍之介稱為打開了“文壇天窗”的人。

第一次世界大戰給日本資本主義帶來短暫的繁榮，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加重了勞動人民的痛苦，促進了工農運動的勃興。在尖銳的階級斗爭面前，武者小路實篤抱著改造社會和人生的目的，1918年在九州的日向搞了一段烏托邦式的“新村”樂園實驗，企圖實現自己自食其力、自由發展的社會理想。實篤在“新村”住了8年，創作了一些帶有濃厚的說教色彩，體現人道主義思想的作品，前面提到的《友情》、《幸福者》就屬于這一類。

1923年關東大地震后，《白樺》停刊。這時，隨著無產階級文學和現代派文學的興起以及國內外階級矛盾、社會矛盾的尖銳化，他的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在武者小路實篤看來，他已經到了“失業時期”。這段時間，他主要是致力于名人傳記的寫作以及繪畫和藝術理論的研究。先后寫下了《二宮尊德》(1930)、《井原西鶴》(1931)、《釋迦》(1934)、《托爾斯泰》(1936)、《楠木正成》(1937)等傳記性作品。1936年，他去歐洲游覽，回國后寫了《湖畔的畫商》(1939)、《美術論集》(1941)、《東西六大畫家》(1941)等。1939年，發表了《友情》的續篇《愛與死》，這兩部作品后來改編成了日本著名電影《生死戀》。1940年，他又寫了《幸福的家族》。隨著國內階級矛盾的日益激化，以及本人“調和”思想的發展，武者小路實篤一反前期大膽反戰常態，發表了《大東亞戰爭之我見》(1941)，轉而支持侵略戰爭。戰后，他曾為此受到開除公職的處分。戰后，他的主要創作是1951年完成的長篇小說《真理先生》，同年獲日本文化獎。晚年的武者小路實篤仍用他的筆執著地開拓他“肯定人生”的道路。于1972年完成了《一個男人》(上下兩卷)的寫作。1976年因病與世長辭。

武者小路實篤從青年時代起，就在認真地探索著改造社會和人生的重大問題。他利用各種文學形式寫了大量作品，通過不同人物形象的描寫，闡述和表達了自己的思想、觀點、理想與愿望，探討了自我與人類、自我與自然、自我與命運的關系，表現出樂觀明朗的人道主義色彩。但由于作者所處的階級和社會的局限，不能不使他的作品在對社會的認識上缺乏深入性。

《愛與死》，林煥平譯，廣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內容提要】青年作家村岡與小有名氣的作家野野村成了好朋友。在交往中，村岡結識了野野村的妹妹夏子。夏子是個年輕、活潑、漂亮的姑娘。她可以毫無顧忌地當眾表演以手代步和翻筋斗的技藝。村岡第一次同她打招呼的時候，感到她“頗像蓓蕾似的”。夏子喜愛村岡的作品，對他頗為崇拜。夏子的美麗、溫柔與活潑也越來越使村岡難以忘懷。漸漸地，他到野野村家的目的已經由對朋友的拜訪變成與夏子的相見了。兩人之間的感情日益加深，而他們的戀情也得到了野野村的默認。正當村岡處于幸福絕頂之際，他在巴黎的叔父忽然寫信邀他到巴黎去旅行，他舍不得離開夏子，打算取消此行。但野野村勸他不要放棄這個難得的機會，到西洋去看看，體察那里的一切，尤其是藝術。想到旅行的時間只有半年，村岡便答應了下來，夏子說他走后自己可以好好學點東西。于是村岡啟程西渡了。臨行前，兩人定下了婚約，打算回來之后就結婚。二人依依不舍地話別，想象著重逢時的喜悅，仿佛是為了百倍地增加那種歡喜而到西洋去似的。別后，村岡無論是在旅途還是在巴黎，同夏子之間總是魚雁傳書，互訴衷腸。他們各自在日歷上畫了圈圈，每天涂掉一個，以解相思之苦，感受到重逢之日漸漸來臨。在西洋，村岡領略了那里的自然風光和文化藝術，想象著若干年后同夏子一起帶著四五個孩子重游巴黎的幸福情景，非常興奮。與此同時，他不僅更加思念夏子也更增加了對祖國的熱愛之情。終于，啟程歸國的日子到了，在登上日本郵船之時，村岡又收到了夏子的來信，她在迫不及待地計算著相聚的日子——11月12日，并且偷偷地縫起了嬰孩的衣服。輪船一天天靠近了日本，村岡沉浸在幸福的期待之中。當輪船還剩下18天就可抵達日本時，村岡突然接到夏子患流行性感冒，不幸病逝的電報。這突然的變故，讓他一時無法相信。他不相信活潑健康的夏子竟會不等他歸來便撒手西歸，然而事實是無情的，他痛不欲生。從前，他歸心似箭，如今，他卻害怕輪船到達日本了。夏子的死，帶走了他幸福的期待，帶走了他對未來的美好憧憬。但不管怎樣，11月12日依舊來臨，歸日的郵船準時到達神戶，歡迎的人們來了，唯獨不見那日思夜念的夏子。面對親人們，村岡痛哭失聲。來到夏子的墓前，想起夏子在最后一封信里寫著的很小的“妻”字，他痛苦難忍。尤其當他又一次走進夏子那間熟悉的房間時，他更加感到了死亡給予人的極大殘酷。當他最痛苦最悲哀之時，他想起了慈愛的母親，母親那無私的愛像破曉的明星，遠遠地照耀著他。他決心振作起來，和自然、和命運抗爭，勇敢地活下去，以圖報夏子的愛和靈。

【作品鑒賞】武者小路實篤的創作思想和主張盡管不十分系統，但尊重自然意志，強調自我，鼓吹發展個性，提倡善和愛，試圖以個人的“道德自我完善”來調和社會矛盾，實現人類愛等理想主義和人道主義精神，卻像一根紅線一樣，貫穿在他的整個創作之中。寫于1939年的小說《愛與死》同樣不能掙脫這根紅線的局囿。很明顯，這是一篇充滿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色彩的愛情故事。雖然小說寫的是從摯愛的幸福峰巔跌到死亡的悲慘深淵這樣令讀者黯然淚下的愛情悲劇，但小說自始至終充滿詩一般理想浪漫的情調，沒有絲毫陰郁之感。這關鍵在于作者用充滿詩意的筆調，塑造了村岡和夏子這兩個自然人的形象，小說的魅力也正在于此。

夏子的形象最為清新自然，最讓讀者喜愛。她以一個絲毫不做作的自然人形象呈現于讀者眼前，在她的身上找不到任何世俗之氣，令人想到伊甸園中的夏娃。小說完全用村岡的眼睛，將夏子的形象間接地反映給讀者。其中，明顯地可以看出作者對這一形象的偏愛。最初，村岡看到的夏子頗像含苞待放的蓓蕾，一語道出了她的清純、美麗、惹人憐愛的姿態。在行動上，夏子更是因自然而與眾不同。她健康、活潑，敢于在眾人面前毫無顧忌地表演似乎有損女子“文靜”之氣的以手代步和翻筋斗游戲。但她又不粗俗，不失女孩子的溫柔與嬌羞，她會因看見暗暗喜愛著的人而慌亂，也會為解脫心上人的窘境挺身而出，她毫無顧忌地愛村岡，并將自己的真情不加掩飾地袒露給對方。在精神上，夏子也永遠是健康活潑的，總是充滿向上的活力。她對村岡的愛不含任何社會功利，完全是心靈的相通。正因如此，她的愛顯得纏綿，但不迷醉。村岡遠渡重洋，她能舍棄一時的溫馨，真誠地鼓勵他去為自己的理想而奮斗。兩地相隔，夏子的信充滿了相思，但沒有苦澀、沒有幽怨。夏子就像一抹明麗的陽光，使小說自始至終充滿了溫柔的亮色，甚至當作者把她由幸福的波峰拋到死亡的浪谷以后，這抹亮色仍流連在讀者的內心深處，就仿佛一朵純潔的小花，即使萎于塵土，也依然美麗芳香，依然令人賞心悅目，來不及為它的零落而悲傷。

夏子是太過于輕靈了，若不以“死”將她定格在幸福的終極，也很難讓人相信她會長存于實實在在的現實之中。兩相比較，村岡這一形象更為實在，雖然也不乏自然、純樸、向上的個性。可以說，村岡是自然人和社會人合二而一的存在。在他身上寄托著作者實現人類愛的理想主義和人道主義的希望。作為一個自然人，他拋開自己先前空洞的獨身主義，順隨自然，與夏子真誠相愛。這愛絲毫不受世俗功利的玷污，永遠充滿向上的朝氣。夏子暴亡之后，他悲痛已極，曾經想到死，但他轉而又想到：“死能安慰已死的人嗎?”“我所能為的只是為活著的人們勞動。可憐的人在這世間太多了。未死而將死的人，無法活得下去的人都是可憐的。”“我只是想對慘酷至極的命運怎樣復仇……不論一敗、再敗、三敗，我都要爬起來，圖報于夏子的愛與靈。”村岡含淚的決心充分表現了他永遠向上的自然人色彩，同時也使他的愛由狹義的男女情愛升華為更為廣義的人類愛。

村岡又是一個實實在在的社會人，他永遠也未脫離他所依存的社會群體，即使當他沐浴在愛的波濤之中的時候，他也從未忘記自己的社會義務，他說：“人生不是以快樂為目的”，“人生是有更嚴肅的義務”，“人生必須達成更認真嚴肅的義務，必須過勤勉的生活”，所以他不一味沉湎于男女之愛，為了事業，他愿忍受相思之苦，而遠涉重洋。在西洋，他時時感到自己作為“日本人”的悲哀和自豪。這就強化了村岡社會人的一面。在村岡身上，自然人和社會人這兩個側面極為融洽地合二為一，這才使他與夏子之間產生了完美至極的愛情，也充分體現了作者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的思想傾向。

這篇小說寫于1939年，當時的日本社會布滿腥風苦雨，這在小說中未有絲毫的反映，可以看出作者作為理想主義者的良苦用心。他在自己想象的世界中苦苦地營構著他的“新村”，但他又無法無視現實的存在，所以他只能借助“死亡”這一自然之力結束夏子那水晶一般的人生，將村岡由幸福的極點拋到痛苦的深淵，讓他們的自然與完美永遠保留在人們美好的記憶之中，同時也避免了與現實之丑惡的正面接觸。

采用書信體這一特殊的內心獨白方式來展示人物的性格，刻畫人物的心理是這篇小說的最突出特點。男女主人公性格的不同側面在其中得到了巧妙自然的展示。同時，小說大起大落的藝術構思，“愛”與“死”的強烈反差，收到了震撼人心的藝術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