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韋旭昇

【作家簡介】南永魯(1810—1858)號潭樵，是朝鮮李朝肅宗時期領議政南九萬(1629—1771)的第五代孫，于純祖庚午七月二十一日出生于京畿道龍仁郡花谷，卒于哲宗丁巳十二月六日。他多次科舉落第，深感科舉制度的腐敗，憤然斷絕應試的念頭，安于清貧，潛心于諸子百家的研讀，以不足50歲的中年之身而謝世。

他平生不曾有過一官半職，無人為之立傳，一生情形鮮為人知。他留給人間的唯一的稀世之作是《玉樓夢》，但就連這部巨著，也未曾明確標上作者的姓名，只是依靠他孫子南廷懿偶一提及的片斷記錄，才被后人判斷出他就是這部小說的作者。他的名字因此才得以傳于后世，生平諸事則難究其詳了。

《玉樓夢》初名《玉蓮夢》。關于他創作這部洋洋43萬言作品的動機，有一種廣為流傳的傳說：他的愛妾趙氏頗有姿色，文才亦佳，能寫漢文詩文，自嘆才貌雙全而命運不濟，郁郁成疾，以讀小說消遣病中光陰。南永魯深感此等書籍皆他人所作，不足以慰其愛妾，于是自行執筆，成此佳作。

創作動機的這種“慰妾”之說，和金萬重(1637—1662)《九云夢》創作動機的“慰母說”出于同一模子，或為作者當時的托詞，或為后人牽強附會，難以盡信。《玉樓夢》大力刻畫了楊昌曲三愛妾的驚人才貌以及她們助夫建功的動人事跡，可能就成為了這種“慰妾說”的來源。據記載，《玉樓夢》本為漢文作品，后由其小室趙氏譯為朝鮮文，這卻是比較可信的。

在《玉樓夢》產生以前大約兩個世紀，朝鮮出現了金萬重的《九云夢》。《玉樓夢》承襲《九云夢》的框架，以天界人物觸犯天規被滴降人間始，以主人公的建功立業，成就美滿姻緣，頓悟人生虛幻，重返天界告終。然而《玉樓夢》比起它的“前輩”，在主題思想、故事情節、人物塑造、藝術構思……等方面要復雜、豐富得多，并且反映出了新的社會意識。具備了盛行于當時朝鮮各種戰爭小說、政治小說、愛情小說、神魔小說的多種性質，成了一種文學思潮“集大成”之作，在文學史上具有一個獨特的地位。

從作者個人的思想來看，“學而優則仕”的壯志難酬，郁懷難伸，是使他步入小說創作的觸媒。屈原被放逐憤而作《離騷》，司馬遷含冤郁而寫《史記》。作為寓意深遠、藝術精妙的作品，《玉樓夢》作者的發奮執筆，成此名篇，正是他胸中波瀾激蕩形成的產物。

《玉樓夢》，整理兼翻譯者韋旭異。北岳文藝出版社1989年出版。1991年獲新聞出版署“全國優秀外國文學圖書獎。”1992年9月更換裝幀重印發行。

【內容提要】南方某村楊處士年過40歲得子，取名昌曲。昌曲聰穎過人。16歲赴京城應試。途經杭州，偶得機會參加刺史黃汝玉在壓江亭所舉辦的詩酒盛會。昌曲逞才作詩，卓越無雙，遭到與會的地方諸文人秀才的嫉恨。被召參與詩會的藝妓江南紅以憐才惜玉的心情，巧妙地救出昌曲，使他免遭毒手，并以身相許。因身份低微，江南紅自愿為妾，向昌曲舉薦刺史尹衡文之女尹小姐為其未來的大夫人。昌曲告別江南紅赴京城應試，紅則因不堪黃汝玉的威逼，投入錢塘江欲以自盡殉情，幸為尹小姐所派的孫三娘所救，與孫一同逃往異鄉避難，得到山中異人白云道士的收留，從他為師學道法與武術。

昌曲中舉被授予高官，得知江南紅噩耗，悲痛欲絕，遵紅遺愿，娶尹衡文之女為妻。重臣黃義炳仗勢圖以其女強嫁昌曲，遭到拒絕之后，憑借其妻與皇家的關系，以悖逆君王的罪名將昌曲流放于江州。

昌曲在謫居中，巧遇官府藝妓碧城仙，兩人談樂論詩，心心相印而定情。數月后君王赦昌曲，令他歸京城娶黃女為第二夫人。不久，交趾南蠻侵犯邊疆，昌曲奉皇命任元帥南征。碧城仙北上尋郎君，巧遇行軍途中的昌曲，被護送到京城楊府中等待戰后完婚。黃夫人嫉妒碧的才貌，以蛇蝎伎倆使碧蒙私通男子的罪名，處于悲慘境地。

昌曲南征，得到諸葛亮英靈的幫助，屢戰屢勝，大敗南蠻王哪咤。哪咤無奈，前往山中求助于白云道人。白云道人命江南紅扮為男裝，改名紅渾脫，隨哪咤下山，助他一臂之力。紅在戰場上認出明朝統帥即昔日夫君，玉笛傳心音，終于和昌曲團圓，助昌曲大戰蠻軍。哪咤向云南國祝融大王請兵，祝融助戰，但皆敗于明軍。祝融女兒一枝蓮歸順明軍并說服父王罷兵言和。哪咤兵敗亦降。昌曲正待凱旋回京，又逢南方紅桃國侵擾邊境，奉皇命，與江南紅一齊繼續南征。

此時，京城楊府中黃夫人唯恐昌曲回府后她陷害碧城仙的事會敗露，力圖將碧城仙置之死地。她通過心腹丫鬟春月，覓得一刺客，企圖暗殺碧城仙。刺客是一位熟諳武藝的70歲老娘，深明大義。當她發現她暗殺的對象清白無辜時，義憤填膺，反過來嚴懲春月，割去她鼻子以示儆戒。春月不知悔改，反誣碧城仙圖謀不軌，唆使主母上告皇室，將碧城仙逐出楊府，強送她返回原籍江州。碧途中得遇宮人賈氏，得到同情，被安置在尼姑廟散花庵中避難。春月探知碧的行蹤，派流氓無賴率眾賊搶劫碧城仙，正危急之時，巧遇昌曲的兩員偏將，被救，并被安排在維摩山一道觀中安身。

昌曲在江南紅的協助下，經過極為艱苦險惡的戰斗，生擒紅桃國國王脫解，將國王位置授予祝融。一枝蓮告別父王祝融，隨昌曲凱旋回京。昌曲途經維摩山，與碧城仙久別重逢。昌曲令碧仍暫棲身于道觀，靜候事態發展，自己則班師回朝，受到了皇帝的隆重歡迎，備享殊榮，被封為燕王，任右丞相，江南紅也受侯爵。

朝廷中奸臣盧均迎合君王喜愛笙簧的心理，勾結無業小民，使君王沉溺于聲色，荒廢政事。昌曲出以忠憤，冒死苦諫，反遭奸臣誣陷，被君王流配于云南。江南紅喬扮為童仆，隨行護侍。盧均密令刺客，于昌曲南行途中以暗置毒藥和縱火等手段，圖置昌曲于死地，但皆被識破挫敗，未能得逞。

朝廷中奸臣得勢，專權跋扈，惑弄君王，使之沉迷于拜神求仙，祈求長生不老的荒唐行為之中。朝政日非，民不堪其苦。

碧城仙在道觀意外得知昌曲又作滴客，決心變服為男子，往云南與心上人聚會。途中因無意中顯露音樂才能，被盧均、董弘的爪牙劫持到山東城的帝王行宮，被強令在某貴人面前奏琴。碧城仙看出貴人實即當今皇上，乃趁機以琴音和對樂曲的解說懇切諷諫君王。君王本深諳音樂，精通樂理，聽碧之演奏與諫言，頓然悔悟。碧城仙乘勢在君王前揭露盧均罪行，并公開自己是昌曲愛妾的身份。君王感于這位功臣親屬的勇敢無畏、耿耿忠心與學識才能，草詔罪己，決定重新起用昌曲為丞相，并且親筆書寫圣旨，授碧以“女御史”之職。碧謙辭，啟程去皇城，欲與蒙赦的昌曲會面。

君王赦免并起用昌曲的命令還未到達云南，北匈奴已趁朝政腐敗、國勢衰微的局面，大舉入侵。敵軍直逼皇城，太后率妃嬪宮人倉皇出逃，至散花庵與途經此處的碧城仙相遇。碧隱瞞身份，在胡兵闖入，千鈞一發的危險時刻，換穿太后衣服，決心以一死頂替太后，使太后得以脫險。太后路遇一枝蓮率義軍來救，轉危為安。

胡兵勢如破竹，盧均叛變投敵。身在山東行宮的皇帝，陷于敵軍重圍。昌曲奉命趕到，解救君王，擊退北匈奴胡兵。之后，又隨天子御駕親征，征服覬覦明朝疆域的蒙古、吐蕃、女真。

昌曲三妾皆在國難中立下大功。三妾之一的碧城仙的千古奇冤也自然大白。黃夫人與其母親衛氏陰謀敗露，受到嚴懲，終于悔悟，洗面革心。碧城仙不計前愆，獻書求赦免黃氏母女。碧城仙、一枝蓮先后與楊昌曲完婚。昌曲擁兩妻三妾，享盡榮華富貴與艷福。

盧均余黨嫉恨功臣，借故生非，讒訴昌曲。君王明辨是非，力護昌曲，嚴懲奸黨。昌曲自感己功高蓋世，位極人臣，享盡殊榮，為免“盛滿則虧”、“福滿禍生”之變，堅決引退，辭官歸田園，及時行樂，徜徉于山水之間，享受清福。

昌曲妻妾皆有子嗣，第二代人物，皆各有特點與不同的成就。江南紅之子長星兼備文才武略，歷任翰林學士、副元帥、元帥、兵部尚書等要職，拯救國難，懲治奸臣，功在朝廷。尹夫人之子慶星，正直寬厚，任江西太守、禮部侍郎、戶部尚書，革除弊端，多行仁政，有功于民。一枝蓮之子仁星是一心治學的儒門學者，學識淵博，論辯驚人。碧城仙之子機星相貌俊秀，聰穎過人，是位風流才子，深得妓女的喜愛。之后屏除雜念，專心學問，也得到了翰林學士的官位。黃夫人生一男子，名為錫星。第二代各人物的性格、活動、經歷、事業各各方面再現了昌曲的一生，是昌曲平生故事以多個“演員”分擔角色的“重演”，是老一輩人物事業的“回聲”。

昌曲及其妻妾圓滿幸福地度過余生，最后復歸天界，重為星精，了此一段天上人間的公案。

【作品鑒賞】《玉樓夢》產生在中國通俗小說已大量傳入朝鮮的時期。多種題材與主題的中國小說刺激了朝鮮小說的發展。兼含愛情故事、政治風波和神魔內容的“軍談小說”大量產生，廣泛流行，為《玉樓夢》的產生，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文學環境。但這部情節離奇、內容荒誕的小說不僅是這種文學環境的產物，它還是十八九世紀的朝鮮的政治形勢、社會心理、民眾思潮的產物。在思想內容上，《玉樓夢》有以下五個值得注意的方面：

(一)強烈的民族意識；

(二)懷念明朝厭惡清朝的感情；

(三)歌頌忠君愛國，鞭撻奸臣；

(四)對朝廷黨爭的畏懼與退避；

(五)實學思想影響。

朝鮮在公元1592年(壬辰年)曾遭日本的大舉侵略，深受戰災之苦。由于朝野上下軍民一致的努力奮戰和明朝陸、海援軍的大力支援，歷時七年的戰爭以日本的失敗、朝鮮國土的恢復告終。明朝的義舉加深了朝鮮對于明朝的友誼。但戰后不久，就發生了滿明之戰。明朝在滿族的攻擊下，屢陷困境。朝鮮同情明朝，助明抗滿，但以失敗和受滿人之辱而告終。明亡，清朝統治中國，加強了對朝鮮的箝制，激起了朝鮮強烈的民族意識和對明朝的懷念之情。“反清復明”成了朝鮮士人深藏于心、念念不忘的一大政治理想。《玉樓夢》以明朝為背景，大量描寫明朝反擊南蠻北狄的艱苦戰爭和輝煌勝利，就是以文學方式對于這一理想的表達。作品中關于蜀漢時期諸葛亮英靈作用的描寫、鄙視異族文化和對中原文化(漢文化)的贊揚，都是這種“慕明惡滿”感情的側面反映。

朝鮮李朝統治階級內部腐敗現象叢生，削弱了國勢，使人民陷于涂炭之中。《玉樓夢》作者認為這是當政者的自私自利昏庸無能所造成的，他寄希望于朝鮮救國人才的出現。書中對于奸臣擅權作惡，危害民生乃至于叛國投敵的多處的大段描寫，對忠臣遭迫害，忠奸相爭，最后忠勝奸敗的帶有部分悲劇性質的敘述，表達出了作者的這種思想。

盡管書中安排的結局是忠勝奸敗，但作者對于這種正常秩序的穩定性，也仍抱有某種程度的懷疑。作品中主人公楊昌曲以壯年之身，在建功立業、位極人臣之時，一再堅持辭官歸隱，“以免盛滿之災”，就是這種懷疑的表露。朝鮮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產物——黨爭現象，由來已久，十分劇烈與殘酷。在上兩個世紀產生的《九云夢》就已經以佛教的虛無思想和“壯年隱退”的形式反映出了這種情形，《玉樓夢》繼承這一傳統，用更加明白的語言，更加明顯的道理和事實以及更加生動的情節來說明了這一點。書中對于昌曲隱退后的田園生活的如詩似畫、情景交融、娓娓動人的牧歌式的描繪與敘述，實際就是對于回避黨爭的一種補充宣揚，是不可以游戲之筆視之的。

《玉樓夢》對于來源于宋明理學，盛行于朝鮮學界的空談“性理”的學風，隱含批評，而對于理學的對立面——實學思想，則作了宣揚。書中改革官場與科舉弊端的主張、關懷民間疾苦的思想、發展農桑的意見、近代科學痕跡、反對嫡庶差別的意向、君輕民貴的民本主義傾向乃至于對文能治國、武能安邦的人才的大力歌頌，都是這種實學思想的或顯或隱的表露，有意識無意識的傳達。

愛情是《玉樓夢》著重表現的內容之一。整個故事是以愛情為主線，貫穿著家庭糾葛、政治風波、戰爭成敗而發展的。這里的愛情包含著相互矛盾而又彼此依存的兩個方面，即封建貴族一夫多妻的婚姻模式和新興市民階層的愛情趣味。

楊昌曲二妻三妾，各妻妾的家庭地位儼然有別。五女共事一夫，五女之間的和睦、相助，不但不允許稍有妒意，而且要求相互引薦，為丈夫多求如意的女子。按自然規律與人之常情，同性之間在對同一異性的愛情上，是極端排他的。以男子為中心的封建貴族家庭，則要求完全摒棄女子之間的這種排他性。第二夫人黃氏的嫉妒，是被當成家庭的萬惡之源來看待的。小說中的女子中的正面人物是巾幗英雄與賢妻良母。反面人物就表現在不容他女愛本夫上。黃氏母女一切罪行，皆源于此。這種寫法充分表現出了作者是以封建貴族社會家庭的婚姻體制為標準來塑造其理想的以男子為中心的愛情生活的。

由于作品產生的時代已經進入封建社會的末期，《玉樓夢》中的一夫多妻制并不“純粹”，它其中摻雜進了濃厚的新興市民階層的愛情趣味。妾在家門中地位低下，然而在政治地位上，卻異乎尋常地遠遠高出正妻一頭。最明顯的例子是江南紅，她是作者賦予最多的理想化因素的人物。她具備了軍事智慧、武藝以及孫悟空式的神通，她是楊昌曲事業的最主要的助成者，從皇帝那里得到了元帥、兵部尚書官職以至于“紅鸞侯”的爵位，最后得到了只有昌曲之母才能得到的“太𡝠”的稱號。這是尹、黃兩位大夫人所望塵莫及的。再看另外兩妾；碧城仙勇敢諫君，扭轉乾坤；一枝蓮護衛太后，起兵于危難之中。她們兩人為國立了大功，也都從朝廷那里得到了“淑人”的稱號。這也是楊的兩個正妻所沒法享有的。此外，家庭中滋生禍端的人，不是妾，而是正妻(黃氏)，這和上述妾的作用一樣，也是作者別出心裁的安排。另外，作者還無視李朝《經國大典》中對嫡庶關系的嚴格規定，使庶出的長星在才能、功勛、政治地位上大都高過正妻之子。最后，在婚姻愛情問題上，三妾都表現出了十分強烈的自主性，使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形成的婚姻黯然失色。所有這些，都反映出新興的市民階層打破封建門閥制度及傳統身份制度的束縛的要求。這使得作品中的愛情帶上了和傳統的封建貴族家庭制度格格不入的情調。小說中充分流露出了當時市民階層的生活觀與愛情趣味。可以說：《玉樓夢》中的一件件動人的愛情故事，實際上是舊有封建貴族與新興市民兩大群體的愛情觀的特殊結合。

《玉樓夢》在朝鮮古典小說中，藝術手法是相當成熟的。在情節設置、作品結構、人物塑造、事件的展開和景物的描繪上，都有很高的水平。尤其是在人物塑造上，成就更為突出。全書中出現的人物，上自皇帝、王侯、將相、貴族婦女，下至妓女、丫鬟、方士、市井無賴……等等，都個性鮮明，特點突出的。以江南紅為例：她是作者賦以其理想最多的人物。但作者并沒有把她單純地作為一種理想的圖解，或加以面譜化，而是多層次、多角度地作了描寫，使她的形象與性格十分豐滿。她貞烈、俠義、多情、機敏、豪爽、詼諧、風趣、開朗、勇敢、仁愛、心地善良……作者通過種種事件、言談、細節……把她的這些品質與作風和諧而自然地表現出來。作者在人物的設置和塑造上，還熟練地采用了對比與戲劇性沖突的手法。在結構上采用了配合、呼應、再現、起伏、對峙、穿插等方法，使讀者如入勝境，應接不暇，不忍釋卷。

《玉樓夢》在藝術上還有其他文學作品罕有的兩大突出特色。即：音樂要素的頻繁出現和政論與應用文的重要作用。

《玉樓夢》中的音樂要素多次出現在人物的塑造、事件的發展、場景的描寫上，它在政治上襯托出了正反面人物的性格，在戰爭中成為敵我斗爭的工具，在愛情上成為心曲交流的媒介，在悲歡離合上成為破鏡重圓的契機，在日常生活上成為尋歡作樂的手段。讀者不難發現，如果在《玉樓夢》中抽去了這些音樂要素，那么全書的情節將無法進展，人物也必然黯然失色。最為意味深長的是，這些音樂要素，充分體現了中國古代儒家的音樂觀。從《樂記》上可以找到作品音樂思想的來源。

《玉樓夢》中的政論與應用文，也是它用在人物塑造、情節進展和局勢描述等方面的重要手段。在各國文學中，《三國演義》很重視這一手段，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更是小說中的“政論之王”。但在把此種非藝術性文章用之于語言藝術(文學)的創作上，在把它和作品的人物、情節加以有機的、藝術的結合上，上述兩部名著，都比《玉樓夢》稍遜一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