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的藝術人生智慧(上)》

主講人：周裕鍇
地點：光明講壇
整理：本刊編輯部

蘇軾所生活的時代是一個產生巨人的時代，是文化最發達的時代。公元十一世紀中葉，經歷過晚唐長期的戰亂，宋王朝建立之后就致力于文化復興，經過了將近100年的時代積累，逐漸產生了一大批文化巨人。王國維先生在《宋代之金石學》里面有一段話，“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動與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漢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陳寅恪先生也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由此可見，這兩位著名國學大師都不約而同地把宋代看作文化的高峰。
對于蘇軾的文化成就，我們所知道的就是蘇軾在散文、詩和詞各方面都是宋代的大家。文是唐宋八大家，詩是蘇黃并稱作為宋詩的代表，詞有蘇軾和辛棄疾，是豪放派的代表。另外蘇軾是宋代四大書法家之一，而他的繪畫又是文人畫的代表。除此之外，蘇軾在思想上、政治上、哲學上、社會倫理學上、博物學上都有很大的成就。
思想的包容
思想的包容跟蘇軾從小受到的教育分不開。蘇軾出生于四川眉山，歷史上四川出現了很多著名的文人，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看書不光看儒家之書，其他的諸子百家、小說、雜記等都要博覽，所以這里出現的司馬相如、楊雄、李白等人，都跟中原地區的文人有很大不同。蘇軾是一個非常具有好奇精神的文人，他的博物學知識很淵博。他和北宋著名的科學家沈括二人在醫學、藥物學上都有很高的造詣，諷刺的是，他們生前敵對，而死后兩人的藥方被后人合編為《蘇沈良方》。這說明文化的意義是可以超越政治派別的，他們對人類文化的貢獻被后人所認可，所以在流傳過程中，文化的力量超越了政治的力量。
蘇軾和韓愈被后人并稱“韓潮蘇海”，韓愈是一個正統的儒家學者，他曾經寫過《原道》，把老莊和佛教都視為異端，他認為要把其他思想都統一到儒家正統思想之下，這難免顯出他思想的狹隘。蘇軾就非常不同。他認為在中華民族的文化積累中，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精華。他曾寫過一篇《祭龍井辯才文》，是蘇軾為僧人龍井辯才做的一篇祭文。辯才大師屬佛教天臺宗，蘇軾既喜歡天臺宗又喜歡禪宗，當時兩宗之間互相有矛盾，所以蘇軾在寫這篇祭文的時候就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說：“孔老異門，儒釋分宮，又于其間，禪律相攻。我見大海，有北南東。江河雖殊，其至則同。”他反對儒家和佛家之間互相斗爭，也反對佛教內部宗派之間相互攻擊。蘇軾認為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精彩之處，而且他們所提倡的都是人類精神的普遍原則，就像每一條江河都要流到大海，無論是浩瀚的大江還是潺潺的小溪，都有它自己的意義和價值。


宋代兩位文豪蘇軾與王安石在政治上是相互敵對的，但更主要的是，蘇軾不喜歡王安石的文化觀念。蘇軾在寫給張耒的書信里說：“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王氏即王安石，說王安石的文章固然精妙，但最大的缺點就是“好使人同己”，讓大家都要跟他一樣。蘇軾指出“自孔子不能使人同”，說孔子門下每個弟子都有自己的個性和長處。蘇軾還做了一個精彩的比喻，一片肥沃的土地，可以生長各樣的植物。相同之處是它們扎根的土地，不同之處在于這些草木各自不同。但只有一種土地上可長出統一的植物，那就是鹽堿地，即“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這樣一來，文化變得單一，思想受到禁錮。這種禁錮是非常悲哀的，所以王安石本人的藝術成就很高，但是他的學生里卻并沒有幾個真正的文化巨人。這對于我們現在這個社會最大的啟示就是思想的包容。馬克思因為普魯士的書報檢查令而憤怒，他說：“你們贊美大自然令人賞心悅目的千姿百態和無窮無盡的豐富寶藏，你們并不要求玫瑰花散發出和紫羅蘭一樣的芬芳，但你們為什么卻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只能有一種存在的形式呢？”后來王安石政治上的失敗，也在于他太好使人同己，聽不進批評意見。他的新法成了貪官污吏牟取私利的工具，他的接班人都是禍國殃民的亂臣。這就是“王氏之同”造成的文化和政治的荒漠。反觀蘇軾，他的思想包容性對我們是非常有啟發意義的。
人性的尊嚴
蘇軾愛好玩樂，卻有自己的原則和底線。蘇軾小時候和母親一起讀《后漢書·范滂傳》。范滂因為反對豪強將被殺害，他對母親說：“我不遺憾，只是不能養老了，但弟弟可以伺候母親您。”他母親卻對范滂說：“一方面要有美好的名聲，另一方面又要享受長壽，這不可能，母親支持你。你能夠跟當今名士一同赴難，作母親的感到榮耀。”讀至此處，蘇軾對母親說：“如果我成為范滂，母親能同意嗎？”母親程氏就對蘇軾說：“如果你成為范滂，難道我就不能成為范滂的母親嗎？”這個故事見于蘇軾弟弟蘇轍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和《蘇軾本傳》，少年時就受到這樣的儒家政治品格的熏陶，對蘇軾的影響非常大。蘇軾兼濟天下的原則是他不能屈服于君王個人的權勢，而是尊崇一種道義的原則。蘇軾在幾篇文章中都流露過這樣的思想。比如《張文定公墓志銘》里的最后一段寫道“大道之行，士貴其身。維人求我，匪我求人。秦漢以來，士賤君肆。區區仆臣，以得為喜。功利之趨，謗毀是逃。我觀其身，夏畦之勞。”就是說，一個士大夫要遵循天下大道。儒家的道就是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個道一定是為人民之道。一個士大夫就一定要看重自己的所作所為，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人格是有尊嚴的。在春秋戰國時代的士大夫認為，哪個君王有道我們就為哪個君王服務。而秦漢之后這個情況改變了，從焚書坑儒開始，很多文學家成為了帝王豢養的人。所以蘇軾認為秦漢以來“士賤君肆”，君王的權力沒有得到很好地控制，原因在于士大夫喪失了獨立的人格，“區區仆臣，以得為喜”，皇帝賞賜一個官職就感到非常高興，人格萎縮、失去底線，就會變成“功利之趨，謗毀是逃”。蘇軾認為他作為一個士大夫，哪怕是“謗毀”也要勇于承擔。
歷史上提到蘇軾往往會說他“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他對一切看不慣的東西都敢于說出自己的觀點。在王安石政壇當紅時，蘇軾敢于寫萬言書，對其新法提出批判。后來王安石調他去當開封府推官，想讓雜務把蘇軾羈絆住，但蘇軾仍堅持批評王安石為政不當之處。蘇軾說話得罪了很多人，但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愛，他在《思堂記》里說：“言發于心而沖于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為寧逆人也，故卒吐之。”意思是我的語言發自于我的內心，如果吐出來就得罪人，但吞進去就得罪了自己。蘇軾認為，我寧愿得罪人也不要得罪自己，要一吐為快。這是他非常可愛的地方。照理說寫《思堂記》就要寫三思而后行，而他寫《思堂記》的時候卻說就是要“不思”才對。為什么呢？他說“君子之于善也，如好好色；其于不善也，如惡惡臭，豈復臨事而后思，計議其美惡，而避就至哉？”作為一個君子，本能的反應就是對善事就喜歡，對惡事就厭惡，這還要思考什么呢？一旦前思后想，你就會想到怎樣去逃避。人一旦有了反復的思考猶豫，私心雜念就會萌生。所以蘇軾就說“是故臨義而思利，則義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力。若夫窮達得喪，死生福禍，則吾有命矣”，我從來不思考這個事有利還是有弊，錯誤的我就要反對，像本能一樣根本不需要思考，遇到生死禍福就是命運，我也不會去回避它。
蘇軾的這樣一種精神，可以說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因為很多中國人的處世智慧，就是怎樣變得油滑世故，怎樣見人說三分話，或者人前說人話，人后說鬼話，而蘇軾是心懷坦蕩、光明磊落的君子，他是靠自己直覺的厭惡和喜好來對待自己的人生。所以，他總是那么自信瀟灑，對物質方面沒有什么追求的興趣，而追求內心人格的升華。
下面的這兩句詩雖然是寫給年輕朋友的，但也是蘇軾的自畫像，叫做“粗繒大布裹生涯，腹有詩書氣自華。”所謂的詩書是一個文化的代名詞，文化品位越高，氣質就自然不凡，并不靠外在的化妝、修飾而得來。我們評價一個人，可以說漂亮，但也會說很有氣質，漂亮是外在的，氣質則是內在的。所以中國要建成一個文化大國，就要在內在氣質方面有所開拓。例如國人出境旅游，衣著光鮮闊氣，但做出的許多不雅行為卻暴露出素質問題。這就是太追求外在而放棄了內在的升華。這種內在精神就是人格的尊嚴，自己的人格尊嚴并不是以踐踏他人的人格而獲得的，人格的尊嚴一定是相互的，只有有人格的人才知道尊重他人的人格，所以蘇軾的人格對我們非常有啟發。
編輯/書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