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的主干——經學的演變

一、早期的儒家學派

在中國文化史上，開創私人講學并產生深遠影響的人，當首推孔子。不過孔子所創立的儒家學派在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中，也僅是其中的一家，當時并未顯露出它在學術上、政治上占有什么特殊地位。儒家學派在傳授過程中，也沒能保持內部的完全一致。以致孔子之后，儒家逐漸分為八個流派。《韓非子》中就提到，在戰國時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他們有的也撰寫著作，在《漢書·藝文志》的《諸子略》中就記有《子思子》、《曾子》、《漆雕子》、《孫卿子》（即《荀子》）等書。這些著作在當時并未被視為經典，有的甚至不久就失傳了。在這八派之中，以孟子（他屬于子思子的傳人）和荀子兩派影響最大，它們在孔子儒家的基礎上有了不同的發展，最終使它們處于完全對立的地位。孟學過分強調人的主觀精神作用，主張人性善；在孔子仁義觀點的基礎上，宣揚“王道”，反對霸道；并且主張效法古代圣賢治理國家的做法，即所謂“法先王”。因此它很容易同陰陽、五行觀點相結合，到了漢代發展為今文經學，并被封建統治者尊奉為儒學的正統。荀學則發揮了儒家的禮治思想，主張效法當代有作為的圣賢，即所謂“法后王”。荀學否認命運，輕視仁義，強調“禮”是區別貴賤尊卑的規矩、準繩，宣揚以禮治來端正等級名分，用刑法對付各種反抗行為，因此它后來很容易同名、法學說合流。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就是荀子的學生。荀學還對古代的樸素唯物主義有所發展，在哲學上同孟學存在著根本分歧。

戰國時期，中國處于封建割據的戰爭狀態，這時封建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要求實現政治上的和平和統一。然而儒家的仁義思想解決不了這個重大的社會難題，它也就不被各國統治者所重視。這時主張“強制”和“暴力”的法家學說則很自然地被各國統治者所采納。在這期間，秦國由于實行了比較徹底的變法，通過獎勵耕戰，使得國力很快強大起來。到了秦始皇時，終于通過武力消滅了山東六國，確立了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統治。不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秦始皇未能針對和平、統一形勢變換指導思想和采取新的政策，而是繼續推行法家的暴力方針，對人民進行空前的橫征暴斂，利用嚴酷的刑罰限制人民的言行，因此秦王朝只經過兩代皇帝便被推翻了。秦朝的短命為爾后的西漢統治者提出了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即在中央集權的專制統治下，封建地主階級應該采取怎樣的指導思想和政策來治理國家？這個問題直到漢武帝時才得到解決。

二、經學在漢代的發展

（一）漢武帝獨尊儒術

在西漢前期，封建統治者多信奉黃老（傳說中的黃帝和春秋時的老子）道家思想。西漢王朝吸取秦朝覆滅的教訓，從道家“清靜無為”思想出發，針對秦朝的殘暴統治而采取了休養生息的政策，使得社會生產得到恢復和發展。與此同時，西漢統治者也十分重視儒家對秦朝暴虐統治的批評，贊成儒家倡導的仁政。劉邦最初十分鄙視儒生，認為儒學煩瑣而迂闊。但是后來他也籠絡了一批有才干的儒生，如酈食其、隨何等人，利用他們為自己爭奪天下效力。劉邦登上皇帝寶座后，又令儒生叔孫通制定了一套君臣禮儀，從禮制方面加強了他的統治地位和威嚴，劉邦在死前的一年，甚至用太牢（牛、羊、豕三牲具備的祭禮）隆重地祭祀了孔子。

至漢文帝、漢景帝的西漢前期，由于統治者推崇道家的“無為”思想，反映在政治上則是面對地方諸侯王國勢力的增長而無所作為，使諸侯王國的勢力得以惡性膨脹，造成干弱枝強和局面，這就最終釀成了景帝三年（前154）的吳楚七國之亂。這次叛亂終于被平定了，它促使統治者認識到，有必要在意識形態領域重新尋求更有效的理論作為封建統治的指導思想。于是封建統治者就把這時的儒家學說當作得力的思想武器，利用它宣揚的“君權神授”、“大一統”等思想來加強封建專制統治。這就是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方針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漢武帝實行的“獨尊儒術”，實際上還是與法治相配合，儒法兼施，也就是對被統治者并用安撫與鎮壓兩手。

漢武帝實行“獨尊儒術”政策，使儒家學說從此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儒家“大一統”的觀念深入人心，大家都贊成統一，把分裂看成是暫時的，這對于維護中華民族的統一是有積極影響的。同時，儒家的許多觀點，如講仁義、謙讓，講孝道、講信用等也逐漸形成中華民族特有的道德倫理觀念了。

（二）兩漢時期經學的今古之爭

漢代的儒家內部分為今文經學派和古文經學派。本來先秦時期的儒家經典著作，經過秦始皇焚書坑儒，絕大部分已被銷毀了。西漢建立后，這些典籍的先秦古文舊本大都沒有傳下來，它們主要是由戰國以來的學者們通過口傳心授，傳誦下來的。當西漢社會生活穩定下來以后，人們便用當時通行的隸書把這些儒家經典一一抄錄下來，寫成定本，為今文經。另一方面，西漢時期人們又多次從民間和孔子舊宅墻壁中發現了一些先秦時用六國古文字書寫的儒家典籍，被稱為古文經。無論是今文經還是古文經，原只是抄錄文字不同，但是后來卻形成了兩個學術上的派別：今文經學派和古文經學派。這兩個學派各立門戶，各有師法，它們對孔子的評價、對六經的解釋以及學術研究的方法等都存在很大分歧。

兩派的對立首先表現在對六經的作者有不同的看法。今文經學派認為六經都是孔子手定的，先有孔子然后有六經，孔子之前無所謂經，孔子是開辟經學的創始人。古文經學派則認為，六經不過是古代傳下來的史料文獻，并非始于孔子，但他們卻往往把著作六經者假托為周公等所謂先圣。

從學術觀點上看，西漢今文經學派以《公羊傳》為闡發其主要思想的經典，董仲舒是主要代表人物；古文經學派則把《周禮》奉為主要經典。但是，西漢時期，今文經學得到統治者的承認，在思想學術領域占據著統治地位。今文經立于學官，在朝廷設立了五經博士，這些博士都是對某一經有著專門研究的今文經學家。古文經學派則一直處于被貶斥的地位，未能立于學官，只是在民間流傳。西漢后期，王莽為了篡奪政權，便從古文經中，特別是從《周禮》中尋找依據，因此古文經學這時也一度盛行，壓到了今文經學。

今文經學在東漢得到充分發展的同時，也越來越趨于煩瑣化。當時學者們對于一部經書的解說，總要幾十萬字，有的甚至多達上百萬字。據記載，秦近君在注解《尚書》時，僅對“堯典”這篇目二字，就解說了洋洋十余萬字，令人無法卒讀。

東漢末年，鄭玄作為一代經學大師，獨尊于眾家這上。鄭玄字康成，是兼通今、古文兩派經學的學者。鄭玄在古文經學的基礎理論上，又參采了今文經學的某些觀點（甚至包括一些讖緯之說），自成一家，形成鄭學。由于鄭玄能夠打破經學的門戶之見，雜糅古今，考定是非，擇善而從，使得鄭注可以兼取各家之長，從而受到儒生們的極大尊崇，于是天下經生盡從鄭學。鄭玄遍注群經，是漢代經學的集大成者。

（三）兩漢博士與經學

博士的淵源。《史記·循吏列傳》：“公儀休，魯博士，以高第為魯相。”即戰國時期的魯國建有博士之官，“博士”之稱始見于此。《漢書·賈山傳》：“祖父袪（qū），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總的來說，戰國時的魯、魏皆有博士，漢許慎的《五經異義》說：“戰國時，齊置博士之官。”但是其他書皆稱“稷下先生”，不稱“博士”，二者蓋異名而同實也。比如，漢高祖劉邦拜叔孫通為博士，而號“稷嗣君”，也就是說繼承了戰國齊的稷下學風，尊重人才。東漢鄭玄在《書贊》也說“我先師棘下生孔安國”，“棘下”即“稷下”也。孔安國是西漢的博士，而鄭玄稱之為“稷下先生”，可知“博士”與“稷下先生”異名同實。據史籍記載，當時齊的“稷下先生”有七十人，到秦漢時期，博士的定額（編制）也是七十人。

博士具體執掌什么？即具體工作是干什么的？《史記·田齊世家》：“稷下先生，不治而議論。”《漢書·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續志》：“博士，掌教弟子（荀子年十五，曾游學齊之稷下），國有疑事，掌承問對。”“通古今”、“承問對”，也就是“不治而議論”。也就是說博士首先是知識淵博，學問比較好；其次是教學生，這個學生的層次也是很高的；第三是參議國事，皇帝有事可以讓博士出主意。秦朝的博士是執掌問對的，如《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載，（二十八年）始皇“乃西南渡淮水，……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三十七年）及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之。這都說明，秦博士是承問對的，有參政議政之風。

漢承秦制，在漢代初期，亦仿秦而置博士官。高祖時叔孫通為博士；孝文帝時，博士有七十多人，也仿照秦的建置人數，如賈誼、韓英、轅固、胡毋生、董仲舒等人即為博士。當時的博士并不局限于精通“五經”的學者，也有通黃老、刑名（術數）之術的。自從漢武帝（十七歲即位）以后，所設置的博士限于精通儒術方面的學者，即“諸生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董仲舒上《賢良對策》言）當時立有“五經”（詩、書、禮、易、春秋）博士，每一經有幾個博士，如《詩經》就有齊（轅固）、魯（申培）、韓（韓嬰）。到東漢平帝時，王莽當權，又立《樂經》博士，經學博士由五經擴展為六經，每經五博士，共十三家博士。新增立的經學博士有許多是古文經。東漢建立后，光武帝廢除了王莽的博士制度，恢復了文帝、武帝時期的今文經學博士。但自漢之后，再無立過經學博士。

三、魏晉玄學及唐代義疏之學

（一）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玄學

自曹魏以后，朝廷在選拔人才方面，確立了九品中正制的選官制度，儒家的經術，對于讀書人登上仕途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小。這樣一來，漢代經學中的今、古文之爭在政治上就更無意義了。西晉末年，今文經著作幾乎全部散失，只有古文經著作還有所保存。另一方面，由于社會長期處于動亂之中，悲觀厭世思想在文人、士大夫中滋長，他們把老莊的道家虛無思想同儒家的名教（儒家提倡的倫理道德和禮儀制度）糅合在一起，宣揚名教本于自然和“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這就是所謂“貴無”的玄學。魏正始（240—248）年間，何晏作《道德論》、注《論語》，王弼注《老子》、《易經》等，就是提倡這種貴無思想的代表。以后魏晉之際，向秀、郭象等人又以“名教即自然”的口號宣揚倫理綱常出于自然，認為封建秩序是天理的自然。儒家的經義同老莊思想結合起來，發展為玄學，就是這時期思想學術領域的一大特點。

東晉以后，玄學又與佛學合流。這時多用玄學語言解釋佛經，推動了佛學在中國的發展。同時，玄學家們也從佛學那里獲得啟發。從此，中國傳統文化開始了儒、釋（佛）、道三家合流的發展趨勢。

就經學而言，南北朝時期還有南學、北學之分。一般地說，北朝儒生比較多地保留東漢的學風，注重講究儒學經義，受老莊思想影響較少，學風也比較樸實；而南朝則是更多地繼承了魏晉的學風，用老莊虛無玄遠的思想來改造儒家的經義比較突出，因此更注意文辭，學風比較虛浮。在經學史上，一般都把這種玄學化的南方經學視為這時期的經學正統。

（二）唐朝的義疏之學

唐太宗詔令國子祭酒孔穎達等人對過去的各種經說進行了整理、劃一的工作。孔穎達等人最后編定一套統一的解說，成為讀書人學習經書、應付科舉考試的標準讀本，這就是他們編撰的《五經正義》。

唐朝及以后的學者們對于古代經史舊注所作的解釋，通常稱為“正義”或“疏”，孔穎達等的《五經正義》即是，《五經正義》調和了前代的南學、北學，其中《易》用三國魏王弼注，《書》用偽孔安國傳，《毛詩》用西漢毛公傳、鄭玄箋，《禮記》用東漢鄭玄注，《左傳》用西晉杜預注，然后孔穎達等再通過所撰《正義》對經書原文以及舊注作進一步解釋。

四、宋明理學的興起與沒落

（一）宋代理學的興起

宋代經學的特點是，儒家學者們大都不顧舊有的傳注，他們往往拋棄傳統的訓詁、義疏，直接從經書原文中闡釋義理性命（指人的本性及其根源），因此被稱為“性理之學”，簡稱“理學”。由于宋儒認為這種理學是由孔子傳給子思、子思再傳給孟子的，而他們自己則是繼承了孔孟的道統，于是又稱之為“道學”。宋朝的理學家們大講“存天理、棄人欲”，強調三綱五常，標榜自己是儒學的正統。所謂理學，不過是把先秦的思孟學派、漢代的公羊學以及魏晉南北朝的玄學、佛學等思想糅合在一起的產物，是儒家天命思想的進一步發展。理學的創始人是北宋的周敦頤、程頤等人，南宋時，朱熹為集大成者。什么是理？朱熹解釋說：“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顯然，他所說的“理”，是產生萬物的本源，是離開事物而能獨立存在的一種什么東西，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主宰，因此“理”也就是“天”、“上帝”。

在宋代，還有另一派主觀唯心主義理學。它始于北宋的邵雍、程顥，至南宋陸九淵發展為“心學”而總其成。陸九淵把思孟學派的主觀唯心主義同佛教禪宗的某些思想結合起來，提出“心即理”之說。他認為天理、人理、物理只在人的心中，“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

（二）陽明學派和理學在明清的沒落

在明朝，王守仁進一步發展了宋朝陸九淵的主觀唯心主義理學，對于明朝中后期的儒學思想具有較大的影響。王守仁對朱熹等宋儒進行了一些批評，形成“陽明學派”。

五、清代的考據之學與新今文經學

（一）清朝考據之學的興盛

由于宋明理學日益腐朽，至明末清初，一些思想進步的知識分子開始批判其流弊，從思想、學術方面探求明朝滅亡的原因。這方面重要的代表人物有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人。

顧炎武的《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音學五書》等重要著作，開創了清代考據學風的先河。黃宗羲也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史學家。他批駁了朱熹關于“理在氣先”的說法，提出“理在氣中”的唯物主義觀點。黃宗羲反對空談心性，注重實學。

由于顧炎武、黃宗羲等進步學者對宋明理學一派空談和迂腐說教進行了全面批判，以及他們大力提倡實用之學，使得經學領域中一種繼承漢代古文經學、注重訓詁、考證的考據之學逐漸興盛起來。

清代考據學的興起，除了人為的提倡外，還有一定的社會原因。清朝統治者入主中原以后，在武力鎮壓漢族人民反抗的同時，也加強了文化思想專制統治。統治者除了用高官厚祿拉攏一些漢族知識分子外，還極力壓制他們的抗清思想。特別是雍正、乾隆兩朝屢興文字之獄，對思想進步的知識分子橫加迫害。這就使得許多文人學者在治學中盡量回避現實政治，甚至把畢生精力都用于對古書的輯佚、考證等工作上。這就是考據學在清朝興起的另一重要原因。由于從事考據的學者們注重對古代經史典籍的輯佚校勘和考證音韻字義、名物訓詁，學風比較樸實，所以又稱這一學派為樸學。考據之學在清代乾隆、嘉慶兩朝最盛，后世又稱當時的學者為乾嘉學派。

（二）清朝的今文經學和康有為的“托古改制”

清朝嘉慶以后，中國的封建社會面臨著全面解體的危機。開明的封建知識分子在學術上重新提倡今文經學，宣揚“通經致用”思想，主張用儒家的經學思想來解決現實社會的政治危機。這個新興起的今文經學派，早期的著名人物有劉逢祿、宋翔鳳等人。至道光時，學者龔自珍、魏源等進一步發展了劉逢祿等人的思想，成為這時期新今文經學派的代表人物。

康有為繼承了龔自珍、魏源以來今文經學的“經世致用”思想，在他的倡導下，發起了一場戊戌變法運動，使他在學術上成為清末今文經學派的領袖。康有為著有《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比較集中地宣揚了他的托古改制思想，為推行變法維新制造輿論。在《新學偽經考》中，康有為認為漢代以來的今、古文兩大學派所尊奉的儒家經典都是漢朝劉歆假造的“偽經”，兩派的學術觀點都屬于“偽學”，不是真正的孔子之道。康有為在《孔子改制考》中宣稱，六經都是孔子所作，孔子是假托古代事跡來表達自己的改制思想的，是要建立民主政治。他還把《公羊傳》的觀點附會成孔子主張后世應該實行君主立憲政治。康有為在《大同書》中還從《公羊傳》的“三世”說出發，附會上《禮記·禮運》中關于“小康”、“大同”的說法，宣傳人類社會進程首先是據亂世，然后進入升平世，也就是所謂小康；最后達到太平世，那時就實現了世界大同，這是人類最理想的社會。

由于歷史條件的局限，戊戌變法在封建頑固勢力的反撲下很快遭到失敗，清末的今文經學也從此沒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