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與朗誦詩研究》

摘要：本文分析了朗誦詩的興起、發展與壯大的歷史進程。同時，分析了《大公報》的副刊《戰線》在朗誦詩和詩歌朗誦運動中的重要作用，認為朗誦詩的出現，既使《大公報》副刊呈現出多姿多彩的特點，也反映了其緊密關注時代，注重以文藝形式觸摸現實、接近民眾、影響輿論的辦報理念。
關鍵詞：《大公報》 《戰線》 朗誦詩
近年來移動客戶端上興起了一種詩文朗誦，很受微信用戶的歡迎。筆者注意到，其很多詩文來自各個媒體的副刊。將發表在平面媒體上的文字以聲音的方式傳播出去，既使宣傳效果更加立體化，也增強了內容與讀者的貼近性。其實，以朗誦的方式傳播副刊上的詩文作品不是新鮮事，在抗戰時期，《大公報》的副刊《戰線》就致力于朗誦運動，成一時之盛，甚至出現了一種被稱之為“朗誦詩”的文體。
《戰線》從1937年“九一八”紀念日創刊到1943年10月31日停刊，共出版了近100期，期間編發了大量宣傳抗戰的文學作品，其中以“朗誦詩”成就最大。通過推動朗誦詩的創作和詩歌朗誦運動，《戰線》充分發揮了其文藝陣地的社會功能，培養了大批作家，使抗戰精神深入民心。
一、朗誦詩的誕生
“朗誦詩”在抗戰中應運而生，是文藝與紙媒的一次成功交融，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中國新文學史上的一次詩體革命。《大公報》總編張季鸞的編輯意圖很明確，他說：“時代變了，一切在戰時，副刊也應該隨著時代變，再不能刊登一些風花雪月與時代無關的東西，每篇文章必須是戰斗的，合乎時代意識。”朗誦詩，顧名思義，就是用于朗誦的詩歌。與以往的詩歌不同，它在創作上反對任何的形式主義，追求大眾化、追求詩歌語言的朗朗上口，以收到直接的宣傳效果為創作和表演的出發點，具有極強的鼓動性和感染力。
“朗誦詩”與抗戰時期的“詩歌朗誦”運動是相伴而生的。詩歌朗誦運動在抗戰初期興起，這催生了朗誦詩的誕生，朗誦詩的繁榮又推動了朗誦運動如火如荼的開展。從傳播媒體的角度看，《大公報》副刊，特別是《戰線》，在抗戰時期的朗誦詩運動中，對朗誦詩的傳播貢獻最大，其最先發表了宣傳抗戰的一批朗誦詩作品，此后，很多報紙、刊物都爭相模仿，開始刊登朗誦詩。
由于詩人和藝術家的熱情參與，報紙副刊積極提供陣地，抗戰時期的朗誦詩創作呈現出蓬勃發展的局面。這些刊登在報紙上的藝術作品，在經過廣播電臺的二次藝術加工后，更加具有感染力。就以當時的文化中心漢口為例，刊登在報紙副刊上的詩歌經過廣播電臺播出后，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宣傳效果。詩歌經過由紙媒向有聲媒體的轉變，其形式發生了明顯改變，也給廣播媒體注入了時代的活力。詩歌在此充當了兩種傳播媒介的“媒婆”，將紙媒宣傳與廣播宣傳有機融為一體，增強了宣傳效果。有一位青年作家梁韜，在漢口廣播電臺擔任播音，他富有音樂修養和詩人氣質，很多詩歌經他朗誦后都風靡一時，深入人心。
隨著抗戰的深入，詩歌朗誦藝術形式的傳播也在不斷走向深入，不再局限于大城市和文化中心，而是呈現出向廣大農村、向各大戰區延伸的局面，這樣就把詩歌朗誦普及到了農民和戰士。當時的朗誦詩歌，其抗戰主旨很鮮明，通過朗誦詩，實際上起到了對農民和戰士的抗戰動員作用，激發了他們的抗戰決心，鼓舞了他們的民族情緒，堅定了他們的抗戰意志。因此，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朗誦詩起到了戰斗武器的作用。應該說，戰時的中國，各種藝術形式的宣傳內容還不是很豐富，在這種情況下，朗誦詩異軍突起，應該說是應運而生。
值得一提的是，抗戰期間光未然與冼星海合作的《黃河大合唱》中也加入了朗誦的部分，在樂器的伴奏下使詩朗誦的藝術效果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朗誦詩中有很多至今傳頌的名篇，如1940年高蘭創作的《我的家在黑龍江上》、安娥的《高粱紅了》等。這些朗誦詩名篇，當時經常出現在抗戰時期的各種文化集會、節日晚會、廣場宣傳活動中，起到了振奮人心、鼓舞士氣的效果，以至于幾乎逢集會、晚會必有詩朗誦成為一種慣例。如當時的“全國文藝研究部”每次集會就都有朗誦節目，進一步推動了朗誦詩表演成為抗戰時期的重要文藝表演和經常性節目。
二、朗誦詩的發展壯大
抗戰時期詩歌朗誦的地域范圍廣泛，遠至香港、桂林都不乏熱心于這項活動的文藝工作者。當時很多著名文人，如徐遲、韓北屏、袁水拍、穆木天、彭慧、雷石榆、羅鐵鷹等都是朗誦詩的大力提倡者。
抗戰時期的朗誦詩之所以影響深遠、傳播廣泛，僅靠一些熱心詩人的努力還是遠遠不夠的，畢竟個人的力量和活動范圍有限。在這方面，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朗誦詩歌的傳播在抗戰時期出現了一種特殊的組織形式——詩歌朗誦隊。《戰線》副刊曾對詩歌朗誦隊的成立作了詳細報道。出席詩歌朗誦隊成立活動的藝術家，不僅有來自詩歌界的，還有來自音樂界、戲劇界的，不僅有成名的如郭沫若、艾青、賀綠汀、光未然等老藝術家，而且有不少藝術界的后起之秀。可以說，詩歌朗誦隊的成立是戰時中國文化的一種力量展示。
毫無疑問，詩歌朗誦的朗誦隊成立，其影響的深遠程度已經超出了詩歌本身的范圍，進而與抗戰時期的民族前途乃至人類命運聯系在了一起，這種深遠性正如《戰線》副刊編輯、朗誦詩的重要倡導者陳紀瀅所說：“詩歌朗誦隊的成立，不但是要擴展詩歌的領域到各階層去，把中國死的詩要它活起來，而且要經過朗誦的實踐促進詩歌的創作，更由于可以朗誦的詩歌，訓練出無數的朗誦專才。也就是說以技巧的朗誦，達到詩歌本身的任務，以影響人類的生活。”這表明，詩歌朗誦隊不是專注于純藝術的活動，不是不關心現實的，恰恰相反，它是要進一步推動詩歌與現實的結合，推動詩歌為抗戰現實服務的。這就在更高程度上提升了朗誦詩的戰斗功能，對五四以來中國新詩功能進行了新的開拓。
詩歌朗誦隊作為戰爭狀態下產生的一種集體的、松散的藝術組織形式，以其獨特的方式推動了中國朗誦詩的傳播和發展壯大。一是把詩歌請出了象牙塔，使詩歌走向民間、走向戰場，走向人們的生活。二是推動了詩歌與其他藝術形式的融合，如詩歌與音樂的結合、詩歌與表演的結合。三是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中來看，詩歌朗誦隊值得大書特書的一個實踐行動就是促進了詩歌藝術與無線電技術的融合，這可謂是一次了不起的創舉。無線電的傳播速度遠遠超過紙質媒介，瞬間就可以把朗誦詩的美妙聲音通過無線電波傳向中國大地，乃至世界各地。因此，詩歌朗誦隊的成立在中國文化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三、《大公報》與朗誦詩
在抗戰期間形成與發展的朗誦詩及詩歌朗誦運動中，報紙發揮了重要作用，以《大公報》的貢獻最為卓著。首先，朗誦詩最先出現在《大公報》的《戰線》副刊上，掀起了一股朗誦詩的藝術潮流，帶動了其他媒體的“跟風”。其次，《大公報》副刊為朗誦詩提供了充足的“陣地”，其副刊版面不但刊登著名詩人的作品，對青年詩人也相當開放，一些不知名的文學青年借助《大公報》副刊成長起來，可以說，《大公報》為朗誦詩培養了一批作者，為中國文壇培養了一批詩人。
《大公報》不但在副刊上刊登朗誦詩、培養詩歌作者，還經常報道與朗誦詩運動相關的消息，對朗誦詩運動的動態加以跟蹤，持續報道，這在當時的報紙中實屬不易。由于戰爭的原因，很多報紙的經營都出現了問題，為了降低成本，很多報紙都緊縮版面，縮小報道范圍，只關注那些大新聞，像朗誦詩這類看上去屬于時代生活邊緣的東西，已經不為很多報紙所關注。而《大公報》卻不然，總編輯張季鸞一直都很青睞朗誦詩，關注詩歌朗誦活動，這對《大公報》的風格構成了重要影響。更加難能可貴的是，在戰時極其困難的物質條件下，《大公報》社還慷慨解囊，為開展詩歌朗誦的藝術家們提供經費捐助，支持詩歌朗誦活動的開展。
朗誦詩作為抗戰時期出現的新詩體，《大公報》對此有重要貢獻，其對朗誦詩和詩歌朗誦運動的提倡和“撫育”，既使其文藝副刊呈現出多姿多彩的特點，也反映了《大公報》緊密關注時代，注重以文藝形式觸摸現實、接近民眾、影響輿論、服務社會的辦報理念。
作者系《人民政協報·文化周刊》主編、主任編輯
參考文獻
[1]雷世文.文藝副刊與文學生產[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4(08).
[2]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回憶大公報[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6(01).
[3]侯杰.《大公報》與近代中國社會[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