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的核心典籍

一、國學的核心經典

國學的核心經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意識思想——儒家經典，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十三經”。

發展演變：十三經是由先秦的六經、西漢的五經逐漸發展而來的，最終形成于南宋。先秦，六經：《易》、《詩》、《書》、《禮》、《樂》、《春秋》；漢朝，五經：以《易》、《詩》、《書》、《禮》、《春秋》為“五經”，立于學官。唐朝，九經：唐朝時，《春秋》分為“三傳”，即《左傳》、《公羊傳》、《穀梁傳》；《禮經》分為“三禮”，即《周禮》、《儀禮》、《禮記》。這六部書再加上《易》、《書》、《詩》，并稱為“九經”，也立于學官，用于開科取士。晚唐，十二經：唐文宗開成年間，在國子學刻石，內容除了“九經”之外，還加上了《論語》、《爾雅》、《孝經》。五代，十一經：五代十國時后蜀國主孟昶刻“十一經”，收入《孟子》，而排除《孝經》、《爾雅》。南宋，十三經：正式形成于南宋時《孟子》正式成為“經”，和《論語》、《爾雅》、《孝經》一起，加上原來的“九經”，構成“十三經”。

至此，儒家的十三部文獻確立了它的經典地位。清乾隆時期，鐫刻《十三經》經文于石，阮元又合刻《十三經注疏》，從此，“十三經”之稱及其在儒學典籍中的尊崇地位更加深入人心。清孔尚任《桃花扇·逮社》：“你看十三經、廿一史、九流三教、諸子百家、腐爛時文、新奇小說，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連樓。”清昭連《嘯亭續錄·石經》：“雍正中，有生員蔣衡字湘帆者善書法，立志書十三經，十余年乃成。”（參閱清顧炎武《日知錄》卷十八；清錢泰吉《曝5書雜記》卷上）

《十三經》的內容極為寬博：

《周易》是占卜之書，其外層神秘，而內蘊的哲理至深至弘。

《尚書》是上古歷史文件匯編，主要內容為君王的文告和君臣談話記錄。

《詩經》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詩歌集，內分“風”、“雅”、“頌”三部分，“風”為土風歌謠，“雅”為西周王畿的正聲雅樂，“頌”為上層社會宗廟祭祀的舞曲歌辭。

《周禮》主要匯集周王室官制和戰國時期各國制度。

《儀禮》主要記載春秋戰國時代的禮制。

《禮記》是秦漢以前有關各種禮儀的論著匯編。

《春秋》三傳是圍繞《春秋》經形成的著作，《左傳》重在史事的陳述，《公羊傳》、《穀梁傳》重在論議。

《論語》是孔子及其門徒的言行錄。

《孝經》為論述封建孝道的專著。

《孟子》專載孟子的言論、思想和行跡。

《爾雅》訓解詞義，詮釋名物，經學家多據以解經。

儒家文化在封建時代居于主導地位，“十三經”作為儒家文化的經典，其地位之尊崇，影響之深廣，是其他任何典籍所無法比擬的。最高統治者不但從中尋找治國平天下的方針大計，而且對臣民思想的規范、倫理道德的確立、民風民俗的導向，無一不依從儒家經典。儒家經典施于社會的影響無時不在、無處不在。

二、《十三經注疏》

“十三經”各注釋版本中，以清代學者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經注疏》最為完善，是研究中國古代文化的重要參考資料，是文史研究工作者經常要查檢的書。十三經注疏清代由阮元主持校刻的一部，號稱善本，但卷帙浩繁，不便查檢。原世界書局將阮刻本縮印為兩巨冊，使用較方便。

《周易正義》，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

《尚書正義》，魏·王肅偽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

《毛詩正義》，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

《周禮注疏》，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

《儀禮注疏》，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

《禮記正義》，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

《春秋左氏傳正義》，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

《春秋公羊傳注疏》，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

《春秋穀梁傳注疏》，晉·范寧注、唐·楊士勛疏。

《論語注疏》，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

《孝經注疏》，唐玄宗注、宋·邢昺疏。

《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宋·邢昺疏。

《孟子注疏》，漢·趙岐注、宋·孫奭疏。

《十三經》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傳統觀念而言，《易》、《詩》、《書》、《禮》、《春秋》謂之“經”。《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屬于《春秋經》之“傳”。《禮記》、《孝經》、《論語》、《孟子》均為“記”。《爾雅》則是漢代經師的訓詁之作。這十三種文獻，當以“經”的地位最高，“傳”、“記”次之，《爾雅》又次之。十三種儒家文獻取得“經”的地位，經過了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南宋宿儒朱熹以《禮記》中的《大學》、《中庸》與《論語》、《孟子》并列，形成了今天人們所熟知的《四書》，并為官方所認可。

三、十三經簡介

（一）《周易》

原稱《易》，又稱《易經》，是古人卜卦用的書。周朝統治者習慣用蓍草來占卜吉兇。稱為占筮。占卜時根據蓍草莖數量的奇、偶，排成各種卦，再參照占筮書的記述，判斷出吉兇。《周易》就是這類占筮書的一種。

《周易》中用“”和“”兩個最基本的符號代表陽和陰，分別稱為陽爻、陰爻。把和疊列三層，可以形成八種組合形式，叫做八卦，又稱經卦。即乾，坤，震，巽，坎，離，艮，兌。為了記住這八卦的符號，古人總結了順口溜：

乾三連，坤三斷

震仰盂，艮覆碗

離中虛，坎中滿

兌上缺，巽下斷

這八卦的每一卦代表一種物象，一種事物，如乾為天，坤為地，震為雷，巽為風，坎為水，離為火，艮為山，兌為澤。對于每一卦象的含義還可以進一步引申，例如乾既代表天，又可以代表國君、朝廷、君子、男人、剛健、陽氣等，而坤除了代表地外，還可以代表臣子、女人、柔弱、陰氣等。用八卦的卦象兩兩重7疊，又能組合成六十四卦，稱為別卦。在《周易》中，對于每一卦以及卦中的各爻，都有闡述其意義的解說，這就是卦辭和爻辭，它們是《周易》的正文部分。

《周易》的作者和著作時代是怎樣的？《周易》的起源為河圖、洛書。傳說遠古時代，黃河出現了背上畫有圖形的龍馬，洛水出現了背上有文字的靈龜，圣人依此制定出八卦。到了殷商末年，周文王把八卦演為六十四卦，春秋時期，圣人孔子為之作《易傳》十文，即《十翼》。可見《周易》是不同時期由不同的人寫成的。班固《漢書·藝文志》有“人更三圣，世歷三古”的說法。就是說：《周易》的成書，經歷了上古、中古、下古三個時代，由伏羲、文王、孔子三個圣人完成。古代曾有伏羲氏、神農氏推演八卦的說法，那只是傳說，并不可信。近代學者們根據卦辭、爻辭記載的一些歷史材料，比較有把握地推斷這部書是西周初年的作品，但具體的作者仍然難以判斷。

現今傳世的《周易》中，還包括解釋經文的傳，稱為十翼。十翼是由《彖傳》上下、《文言》、《系辭》上下、《說卦》、《序卦》、《象》上下、《雜卦》等十部分組成的。十翼的作者并非一人，而且也不是作于同一時代。據研究，《彖傳》寫作最早，似在春秋、戰國交替之際，其余的則是戰國至西漢初年的作品了。這十翼對《周易》的解釋未必都能符合經文的原意，因此不能完全依賴它們去理解《周易》的正文。

《周易》本是一部占卜算卦的書，但是書中在講到陰陽二者之間的矛盾變化時，也反映了古人的某些樸素辯證法的觀點。到了漢朝，《周易》被尊為六經之首，人們認為它包含了其他各經最根本的道理。漢朝在國家學校中教授《周易》的博士就有施、孟、梁丘三家；此外，民間還有大約十家，它們都屬于不同的流派。20世紀70年代，在長沙馬王堆漢墓中曾經出土帛書《周易》的殘本。它同今天流行的《周易》相比，雖然六十四卦的卦名全都相同，但是卦的次序卻很不一樣。漢朝的學者們大多以象數之學來講解《周易》，也就是依據形象和數量來推測自然界的變化對社會政治的影響，因此《周易》常常成為他們預言災異的工具。三國時期，王弼改變了大談象數的風氣。他注釋《周易》主要是借機闡發自己的哲學思想。王弼在注中糅合了《老子》、《莊子》的道家學說，為魏晉時期的“玄學”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在古代有大量解說《周易》的著作，除了一部分涉及古代哲學思想的以外，還有許多是宣揚封建迷信的，必須注意把它們區分開來。

（二）《尚書》

原來僅稱為《書》，是中國夏、商、周時代一些政治文獻和傳說資料的匯編，其中也包括某些追述更古時代的史事記錄，因此它屬于政治書。春秋以后，《書》被儒家學者們尊奉為經典，稱之為《書經》。自漢朝開始，又稱它為《尚書》。“尚”即是“上”，“尚書”就是指上古時代的史書。

最初《尚書》中保存的歷史文獻是很多的。至西漢初年，由山東人伏生傳授下來的《尚書》只有28篇了。這部《尚書》是用漢代通行的隸書文字抄寫的，所以漢朝人稱它為“今文尚書”。傳授今文《尚書》的學者們常常利用陰陽五行的觀點闡發他們的迷信思想，形成了《尚書》的今文經學派，并且由朝廷立為博士官。西漢中期以后，又多次發現先秦時期用古文字體抄寫的《尚書》，人們稱之為“古文尚書”。它比今文《尚書》多16篇。東漢學者賈逵、馬融、鄭玄等人對古文《尚書》做了大量的注釋工作。他們多從名物制度、文字訓詁等角度來解釋經文，形成了《尚書》的古文經學派。在漢朝，古文《尚書》未被朝廷所承認，沒有能立于學官，以致西晉以后它全部散失，現今只能看到它的篇目名稱了。東晉時期，豫章內史梅賾向朝廷貢獻了一部《尚書》，共58篇。梅賾根據一些散佚的《尚書》文字，編撰成所謂古文《尚書》25篇，后人稱之為“偽古文尚書”。梅賾同時又吸收了原來今文《尚書》的28篇（但被離析為33篇了），共湊成58篇。這就是現今通行的《十三經注疏》本《尚書》，它實際上是由今文《尚書》和偽古文《尚書》兩部分合成的。此外，梅賾還貢獻出一部《尚書孔氏傳》，十三卷，說是西漢經學家孔安國解釋《尚書》之作。這部書后來經清朝學者們考定，實系后人偽造，于是稱它為偽《孔安國尚書傳》，但也收入《十三經注疏》之中了。

（三）《詩經》

最初只稱為《詩》，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春秋時期被儒家學者尊奉為經，以后稱為《詩經》。書中收入了上起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紀）下至春秋中葉（前6世紀）約五百年間的詩歌，保存到現在的作品共305篇。這些詩分為《風》、《雅》、《頌》三大類。《風》是十五個國家和地區的民歌，其中有揭露、斥責統治者的殘暴壓迫，也有對庶民的愛情、勞動等社會生活的歌頌。《雅》又分為《大雅》和《小雅》。《大雅》主要是頌揚周統治者的文治武功，其中有許多內容是涉及周初及“宣王中興”等有價值的史料。《小雅》多是西周后期和東周初期的作品，內容以反映王室統治危機的政治詩為主。《頌》主要是統治者敬神祭祖的廟堂頌歌。需要指出的是，《風》、《雅》、《頌》三部分在內9容上不是截然分清的，它們也有混雜交錯的情況。這三部分的區別，除了在內容上各有側重外，還有音樂方面的不同。一般地說，十五國《風》要配以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間樂曲歌唱；《雅》大多是用西周都城鎬京（今陜西西安市西）一帶樂調譜曲的；《頌》的配樂表現出莊重、肅穆的特點。

古代傳說周王朝有定時派人到民間搜集詩歌的做法，叫做“采詩”。這大約就是《詩經》的最早來源。在周朝上層社會的政治活動中，人們常常借用《詩》的一章或一兩句來委婉地表達自己的思想。所以孔子曾經告誡他的兒子伯魚說，“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不學《詩》便無法和人交談。

《詩經》傳至漢代，有齊、魯、韓、毛四家。其中前三家都屬于今文詩學，西漢時得到朝廷的承認，立于學官，各設了博士官并教授門徒。今文詩學至魏晉以后逐漸衰亡。毛《詩》相傳為西漢初年毛亨、毛萇所傳授，屬于古文詩學。現今傳世的是毛《詩》，共311篇，其中有6篇僅存名而無詩文。《詩經》中記載了許多周人早期的開發活動和一些重要的歷史事件，因此它不僅作為文學巨著對中國兩千多年的文學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而且對于中國古代史的研究也具有極為重要的史料價值。

（四）《儀禮》

原來只叫《禮》，漢朝時又稱它為《士禮》、《禮經》，到了晉代才稱為《儀禮》。

講究各種典禮儀式是儒家學說的重要內容。儒家希望通過“禮”來區分人們的貴賤尊卑地位、維護封建等級制度，《儀禮》就是詳細記載古代各種禮儀的書。傳說此書是周公所作，但缺少根據。《史記》等書則認為它出于孔子之手。現代學者一般認為，《儀禮》成書約在東周時期，不過書中記載的各種典禮儀式，應該在成書以前就存在了。孔子很注重采輯、整理各國禮儀，他把演習禮儀作為自己教學的重要內容，甚至在他游說列國的路途中，也堅持與弟子們在大樹下演習禮儀。

現今傳世的《儀禮》包括：士冠禮、昏（婚）禮、士相見禮、鄉飲酒禮、聘禮、覲禮、喪服、士喪禮等，共17篇。它們記載了周朝統治階級的加冠、婚喪、交際、敬老、宴飲、外交、覲見、祭祀等各種禮儀。西漢初年，由魯高堂生傳授下來的《士禮》即今《儀禮》17篇，至西漢中期分為戴德（大戴）、戴圣（小戴）、慶普三家禮學，它們都屬于今文經學派，朝廷也設立了博士官。1959年在甘肅省武威發現了漢代抄在簡上的《禮》多篇，為我們校定今本《儀禮》提供了重要的參考本子。另據《漢書·藝文志》記載，又有《禮古經》56篇，是漢武帝時發現的古文《禮經》，其中有17篇與今文的《儀禮》內容基本相同。至于另外的39篇，漢代稱為《逸禮》，早已失傳。

（五）《禮記》

先秦時期，儒家學者們在傳習《儀禮》的同時，也傳授一些有關的參考資料。這些資料可以進一步解釋、補充《儀禮》經文，闡發其經義，人們稱之為“記”。當時這種《記》很多，作者也只一兩個人。至西漢時期，禮學家們也都各自選取一些《記》作為講授《儀禮》的輔助教材。這些《記》流傳到東漢中期，只剩下了兩種：一種是相傳為戴德選輯的85篇本的“大戴禮”；另一種是相傳為戴圣選輯的49篇本，稱為“小戴禮”。東漢學者鄭玄為其中的49篇本作了注解，從而使它的影響越來越大，由原來從屬于《儀禮》的地位轉變為獨立成書，人們稱它為《禮記》。在唐代，《禮記》更被列為九經之一，它與《儀禮》、《周禮》鼎足而三，稱為“三禮”。

《禮記》是一部儒家關于各種禮儀的論著、雜說匯編。它的內容龐雜，大體可以分為以下幾方面：有專為說明《儀禮》的，如《冠義》，《昏義》、《鄉飲酒義》等篇；有雜記喪服、喪事的，如《檀弓》、《喪大記》、《問喪》等篇；有記述各種禮節、禮制和守則的，如《投壺》、《禮器》、《明堂位》、《曲禮》、《內則》等篇；有記述孔子言論的（其中許多是假托孔子之名來闡發儒家的言論），如《仲尼燕居》、《孔子閑居》等篇；有比較系統地論述儒家某一思想的論文，如《禮運》、《學記》等篇。此外還有一篇屬于授時頒政的《月令》，記述了夏歷一年十二月的時令及有關的事物。《禮記》中有些篇章如《大學》、《中庸》等，談及儒家關于如何修養道德、為人處世的哲學倫理觀念，被后世理學家編入《四書》中，加以大力宣揚。《禮記》中還有《學記》、《樂記》兩篇，從理論上對教育、音樂作了精辟的論述，至今仍可資借鑒。

《儀禮》僅僅記載了一些禮儀制度，而《禮記》則更多地論述了這些典禮制度的意義、作用，從理論上闡述了戰國末期至秦漢時期儒家的“禮治”思想。《禮記》對于封建統治者強化思想文化統治、利用封建禮教束縛人們的思想、言行，可以產生更為深刻的影響，因此它越來越受到歷代封建統治者的重視，在儒家經典著作中的地位也不斷地上升。

（六）《周禮》

原名《周官》，西漢末年，學者劉歆將它改名為《周禮》。這是一部記載政治制度的書。

關于《周禮》的成書，過去古文經學家認為是周公所作，今文經學家則指斥為劉歆所偽造。現在一般學者都認為這部書是戰國時期的儒家學者搜集了周王室的官制以及春秋時各國政治制度，并根據儒家的政治理想加以增減排比而成的匯編。據《漢書》河間獻王本傳記載，漢景帝時，河間獻王搜集到流散在民間的古本《周官》，才使此書為世人所知。因為這部書是古文經，所以長期遭到古代今文經學家的詆毀。

《周禮》記有三百多種所謂周朝的職官，并對其所司職務作了介紹，其中也涉及周代的一些典章制度。全書共由《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等六大部分組成。書中的《冬官司空》早已佚失，西漢時以先秦古籍《考工記》補入。《周禮》一書對后世的政治有較大影響，諸如西漢末年的王莽改制、南北朝時期的宇文泰改革官制以及宋代的王安石變法等政治改革，都曾以《周禮》為號召，試圖以此為依據。

近代學者曾以周代銅器銘文所記職官對照《周禮》的官制進行考查，找出一些不相符合之處，以此證明《周禮》系戰國人所杜撰，并非是周朝政治制度的如實紀錄。然而《周禮》中記述的另外一些制度，又確實在周代實行過，這可以從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那里得到證實。因此，這部書至今仍然受到人們的重視。《周禮》是我們研究周代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獻資料。

（七）《春秋》及其三傳

“春秋”曾經作為東周各國史書的通稱，同時也是春秋時期魯國史書的專稱。現存的《春秋》一書記述了魯隱公元年（前722年）至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4年間的魯國歷史。這是目前我國最早的一部編年史書。據記載，孔子曾對《春秋》進行了修訂、整理，并且把它列為六經之一，作為教授學生歷史知識的重要教科書。相傳孔子在修訂《春秋》時，曾經運用一些隱微的言辭，暗喻、示意某種深遠的意義，后世儒家學者們把孔子這種文筆曲折而意含褒貶的所謂“春秋筆法”稱為“微言大義”。例如《春秋》經于魯隱公元年下說“鄭伯克段于鄢”。《左傳》對此則解釋說，由于共叔段的表現違背了做弟弟的倫常，所以《春秋》經不用“弟”字稱呼他；這一事件如同兩個國君之間爭權，所以用“克”字；又由于共叔段的失敗是因鄭莊公蓄意逼迫造成的，所以經文不稱鄭莊公的謚號，而用“鄭伯”，以批評他對弟弟有失教誨。不過我們今天看來，《春秋》經的這種“微言大義”被古人過分渲染、夸大了。

古代為《春秋》經作的傳，流傳至今有三部，即《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和《春秋穀梁傳》。《春秋》經本來有自己的單行本，后來按照編年次序，人們把它同各種傳文合并起來，先列經文，后述傳文。經文對史事介紹十分簡短、概括，所以后世學者都要配合傳文加以研讀。

《春秋左氏傳》又稱《左氏春秋》或《左傳》。舊傳作者為春秋時的左丘明，近代學者們根據《左傳》中所述史事，認為它當成書于戰國初年。《左傳》編年起于魯隱公元年（前722年），終于魯悼公四年（前464年），比《春秋》經多出17年；《左傳》所記史事更延至魯悼公十四年（前454年），比《春秋》經晚27年。

《左傳》以敘事為主，書中用大量史實補充、說明了《春秋》經，有時也訂正《春秋》經的某些錯誤。因此《左傳》有助于我們了解《春秋》經的那些概括、簡略的記載，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古代史料，加之它敘事生動流暢，成為中國古代著名的史學和文學著作。

《左傳》成書于戰國時期，本是用戰國時的古文字寫成的，因此在漢代它屬于古文經傳，而且長時期只在民間傳授，未能被朝廷立于學官。《春秋公羊傳》也稱《公羊春秋》或《公羊傳》，《春秋穀梁傳》也稱《穀梁春秋》或《穀梁傳》。它們的編年都與《春秋》經一樣。古代學者曾經認為《公羊傳》和《穀梁傳》分別為戰國時的學者公羊高和穀梁赤所撰寫，并且二人同受學于孔子的學生子夏。但是這種說法缺乏足夠的根據。可以肯定的是，二書在戰國時僅是口傳心授，直到西漢初年才用隸書字體寫成定本，因此它們都有屬于今文經傳。

《公羊傳》和《穀梁傳》的內容都有著重于解釋《春秋》經文，很少述說史事，所以它們不是史書，只是儒家后學們以自己的主觀臆測來闡釋《春秋》“微言大義”的著作。《公羊傳》、《穀梁傳》二書的作者是要把所謂孔子的“春秋筆法”點破、說明，讓人明了其中的意義。不過，實際上這兩部書的內容冗長空洞，所講的“大義”也未必符合《春秋》的原旨。同《左傳》相比，這兩部書沒有給我們提供新的史料，也談不上文學價值。不過漢代及以后歷代的今文經學家常常利用它們來發揮自己的政治觀點，把它們作為議論時事的理論根據，因此這兩部儒家經傳、特別是《公羊傳》，在中國古代經學史、思想史上還是有一定影響的。

（八）《論語》

這是孔子弟子及其再傳弟子關于孔子和他的少數弟子的言語行事的記錄，其成書在戰國初期。《論語》在西漢時還只作為經書的輔翼，被看作是傳、記一類的著作。直到東漢時，才作為正式經書列入“七經”之中。

孔子名丘、字仲尼（前551—前479年），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也是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一生的學術活動以及他創立的儒家學說，對于傳播和發展中國古代文化作出了重大貢獻。《論語》是研究孔子思想和儒家早期學說的最基本的依據，也是研究中國古代思想史、教育史、文化史的重要文獻。

《論語》一書傳到漢朝時，已有三種不同的本子，即今文本的《魯論》、《齊論》以及古文本的《古論》。現今傳世的《論語》，是東漢學者鄭玄參照上述各種本子整理而成的，共20篇。漢代以后，《論語》成為讀書人的必讀之書。南宋時，理學家朱熹把《論語》同《孟子》、《中庸》、《大學》合為《四書》，并為之作集注，使《論語》在宣揚封建禮教方面，處于更加突出的地位。

（九）《孟子》

這是一部記錄孟軻言論行事、包括他和當時人及門人弟子們相互問答的談話記錄。《孟子》一書主要是由孟軻的門人萬章、公孫丑二人所記，大約孟軻本人也親自進行過潤色。書中記載了孟子的政治活動、政治學說以及他的哲學、倫理、教育等思想。

孟子名軻，字子輿（約前372—前289年），是戰國時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曾受業于孔子之孫子思的門人。在封建社會，孟子被認為是孔子學說的繼承者，他發展了孔子的儒家思想，在儒家哲學中形成了一個理論體系。孟子在政治上提倡“民貴君輕”思想，是有進步意義的，但是他主張恢復古代的井田制度以及宣揚人性善等思想，則反映了他的好古、唯心觀點。

在漢代，《孟子》同《論語》一樣，僅被當作“傳”、“記”一類著作。直到宋代，《孟子》才由理學家們作為經書列入“十三經”。南宋朱熹把它編入《四書》，并為之作集注，更加深了它在封建文人中的影響。《孟了》現今只存七篇。相傳另有“外書”四篇，早已佚失，今本“外書”系明人偽作。

（十）《孝經》

今本《孝經》僅1799字，分為十八章，基本內容是儒家倡導的封建孝道，宣揚“孝，德之本也”、“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等說教。雖然《孝經》通篇提倡行孝，但也由講孝進而勸“忠”，主張孝子對待國君應該忠貞不貳。因此歷代封建統治者對于《孝經》十分重視，要求所有的讀書人都必須熟讀它，特別是漢代，是讀書人第一部必讀的書。

《孝經》在內容上，有許多地方抄襲了《左傳》、《孟子》、《荀子》等書，有時是撮取其大意加以復述，加上書中某些方面內容陳腐、文字粗陋的缺點，因此它有明顯的局限性。

關于《孝經》的作者，歷來有“孔子”、“曾子”、“孟子門人”等多種說法，但都不足信，不過認為總是孔門后學所作，當不致有誤。《孝經》成書于戰國末期，東漢時被列為“七經”之一。漢代曾有古文《孝經》，南北朝時已亡佚。

（十一）《爾雅》

這是一部古代訓詁知識的匯編，即對古代經典中的詞語進行解釋的書。所以《爾雅》是考證詞義和古代名物的重要資料，后世經學家常常用它來解說儒家經義。

《爾雅》共十九篇。前三篇《釋詁》、《釋言》、《釋訓》為一般詞語的解釋，其余則按各種名物分類解釋，如《釋親》、《釋器》、《釋山》、《釋草》、《釋鳥》、《釋畜》等等。關于《爾雅》的作者，舊說或認為周公所著，或指為孔子及其弟子所作，也有人以為出于漢代儒生之手。這些說法都缺乏足夠的證據。據近世學者們的研究，《爾雅》一書并非一人一時之作，它是綴輯多家訓詁材料匯編而成的。《爾雅》大約在戰國時期初具規模，后來又經過漢初學者們增補潤色，最后才成為今本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