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學文的小說多寫實而少抽象，多敘述而少描寫，沉靜、冷峻、孤絕，恰如寒冬決絕地挺立在廣漠、苦寒的壩上草原上的一棵孤樹。然而，當走近這棵大樹，你會豁然發(fā)現：它的身軀那么遒勁、剛直，桀驁地和寒風對抗；它的根系那么粗壯、有力，牢牢地緊抓著貧瘠的土壤。

胡學文的小說極富力量感。這種力量的生成或與作品的對象有關：他的小說多以壩上草原為背景，他觸摸著這塊廣袤、荒寒的土地，感知著在這塊貧瘠的灘涂上掙扎的人，探求著他們生存的本相，也叩問著人存在的真諦；也或與他感知和叩問的方式有關：他總是直截了當地將筆下的人物推向孤立無援的絕境，直截了當地呈現人與堅硬的現實之間的對撞，直截了當地在對撞中把人心、人性展現出來。這樣的“直截了當”使得胡學文的小說極富沖擊力和穿透力，同時，這爆發(fā)的力更彰顯出一種與眾不同的美。

碰撞之力

胡學文是講故事的高手，所以作品大多“好看”。他尤其喜歡和擅長講述“好人遭難”的故事。早期的小說如《極地胭脂》（2000年）、《飛翔的女人》（2002年）、《婚姻穴位》（2003年）等就呈現出這個特點，其后，《麥子的蓋頭》（2004年）、《逆水而行》（2007年）、《大風起兮》（2008年）依然持續(xù)著這個模式，直到最近出版的中篇小說集《奔跑的月光》中的首篇《奔跑的月光》（2015年），胡學文始終未曾中斷這一故事類型的講述。《奔跑的月光》講述做好事的宋河的遭遇。宋河為給進監(jiān)獄的兒子減刑，找關系托門路，結果錢送出去了事沒辦成。宋河試圖要回些錢，但是，錢未要回，卻“撿”來一個傻子。富有同情心的宋河將傻子帶回家中，四處張貼尋人啟事幫其尋找家人，終于將傻子交給“家人”后卻發(fā)現所謂“家人”是假的，隨后一撥又一撥“家人”相繼來索要傻子，傻了眼的宋河一次次拿錢求得暫時解脫。小說最后，宋河夜以繼日試圖找回傻子，負債累累、內外交困……好人難當，這似乎是當下社會存在的普遍問題，借助這篇小說，學文再次呈現一個好人做好事后的尷尬與困頓，再次呈現當下生活的扭曲與荒誕，呈現柔軟的人心與堅硬的現實相碰撞后的種種可能。

為什么胡學文對這個故事類型情有獨鐘？我以為，因為這個故事類型體現著胡學文對于理想、現實的思考以及對于文學的認識。胡學文筆下的主人公多本分、善良，但是卻恰恰因為本分、善良而陷入尷尬，走入絕境。但是，我們還看到，即使這些人走入絕境了，胡學文也并未止步，他依然執(zhí)著地讓這些人繼續(xù)走下去。所以， 學文筆下給人留下印象最為深刻的是這類人：他們行為做事認死理，遇見挫折不認輸，一條道兒走到黑，撞了南墻也不回頭。有評論家將其稱之為“執(zhí)拗的主人公”，我按照河北方言，將這類人物稱之為“一根筋”。無比困窘但依然一次次幫助傻子的宋河如此，不論怎樣艱難始終堅守極地的女配種員唐英（《極地胭脂》）也是如此，不惜代價尋找女兒的荷子（《飛翔的女人》）、不計后果追尋尹小梅死亡真相的李響（《命案高懸》）、不屈不撓要把坡地要回來的馬達（《向陽坡》）等，都是這樣的“一根筋”。他們按著自己認準的方式做事，不動搖、不妥協、不放棄，直至置身于孤立無援的絕境，直至和周圍的整個世界為敵。但是，即便如此，胡學文讓我們相信，這些人依然會固執(zhí)到底，哪怕玉石俱焚。至此，痛感驟然而生，力量感驟然而生。

胡學文筆下的現實如此堅硬和殘酷。或者說，胡學文之致力于將這些人物推向極端，其實同時也更尖銳地呈現出了現實生活之滯重之殘忍。《逆水而行》中的村主任霍品，他對抗著試圖將村中的土地承包出去的鄉(xiāng)長，想方設法地保護著村民的利益。但是，“逆水而行”的結果是他不獨成了鄉(xiāng)長的眼中釘，也成了他所保護著的村民們的眼中釘。霍品成了一個無人支持無人理解的獨行者。但是，霍品依然逆水而行。堅持的艱難，生存的艱難，做人的艱難，理解的艱難，在此一一呈現。但是，也唯其艱難，才更能凸顯出濁重的生活中卓然獨立的霍品們的不彎不折的精神，才更能凸顯這種執(zhí)拗的堅持之寶貴。還可以說，胡學文筆下的人物和他們所處的世界實質上構成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關系：矛愈尖銳，盾便愈堅硬，二者相克相生，構成的張力便生生不息；也還可以說，胡學文的寫作就是在具象一幅幅“蚍蜉撼大樹”的圖景，卑微的蚍蜉在對大樹不屈不撓的撼動中煥發(fā)出灼目的光芒；正是小人物這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悲壯，讓我們感受到了一種崇高的力量。震撼于此而生，美于此而生。

“國民性”之思

細讀胡學文的作品，會發(fā)現：胡學文筆下執(zhí)拗的“一根筋”，與以往所熟知的鄉(xiāng)民的愚昧、頑固、保守、自私絕不相同，甚至恰恰相反，他的這些“一根筋”們所堅持的某種行為，雖然在他人眼里不合時宜，但實際上卻是有道理的。或者說，其實正是這些執(zhí)拗的“一根筋”們，在堅守著本分、守護著底線、彰顯著作為萬物之靈的人的精神。《奔跑的月光》中的宋河之所以一次次收留傻子，是因為“總不能讓他凍死吧”的慈悲心；《向陽坡》中的馬達之所以要將坡地收回來，是因為他不認同“老板的狗就是比人值錢”的理論，他堅守著人的尊嚴；《飛翔的女人》中的荷子那么執(zhí)著地尋找丟失的女兒，寧可離婚、賣血、受辱，是因為她認為壞人做了壞事就一定要把他找出來。這些人的執(zhí)拗顯然沒有錯。同樣，一個被鄉(xiāng)政府帶走問話的人卻突然死了，告知家屬真相，本就是政府或醫(yī)院最基本的責任，但是，當你被利誘和脅迫的時候，是否還能如吳響那樣敢于拋棄一切追問事實真相呢（《命案高懸》）？同樣，一定要告倒出賣了草灘的村主任的姨夫和瘸羊倌錯了嗎（《秋風絕唱》）？這些人身上的執(zhí)拗、執(zhí)著確實超乎常人，我們甚至可能因為他們過度的執(zhí)拗和執(zhí)著以及所付出的過分的代價而搖頭嘆息。但細細追問：究竟是所謂識時務的“正常人”錯了，還是如馬達、荷子一樣堅持某種信念，不撞南墻不回頭，即使撞了南墻也不回頭的“一根筋”們錯了？他們一心所要討回或者堅守的不就是最基本的為人、為民之本么？他們所討要或者堅守的不是作為人的最本真的尊嚴、正義、善良、公道么？他們所堅守的東西難道不是當下社會里最為缺失的嗎？他們的堅守難道不是當下社會中最為寶貴的嗎？反觀現實生活，當下的社會其實并不缺少法律條文，也不缺少道德規(guī)則，缺少的其實正是堅守道德底線堅持內心律令的人。所以，胡學文筆下執(zhí)拗的“一根筋”們不是愚昧，而是執(zhí)著的堅守：堅守著不可觸碰的原則和道德底線；這些執(zhí)拗的“一根筋”們不是保守，而是義無反顧的反抗：反抗當下社會司空見慣了的金錢法則、權力法則和惡的橫行。所以，學文的小說，一方面在表現殘酷的現實；另一方面，更著重于呈現那些執(zhí)著的堅守之心，那些對殘酷的現實說“不”的執(zhí)拗之心。這些執(zhí)拗的“一根筋”們實在并不是愚昧和頑固，恰恰相反，他們才是真正堅守著人之為人的精神的人，是反抗著流俗對人的磨損和侵蝕的人，是一直保有警覺和警惕的人。

而當學文著力發(fā)掘鄉(xiāng)村底層民眾中的這種執(zhí)著的反抗的時候，我以為他其實是在發(fā)掘著中國民眾身上的另一種“國民性”。提到“國民性”，我們首先會想到阿Q、孔乙己、祥林嫂們，我們也必然會將“國民性”與愚昧、麻木、保守、自私、怯懦等病態(tài)精神列為同義詞。但是，我以為這種理解是不完全的。原因很簡單，如果“國民性”等同于愚昧、麻木、保守、自私、怯懦等病態(tài)精神，如果中國人身上只有“阿諛夸張?zhí)搨斡亻熤畤裥浴钡脑挘覀兏緹o法解釋古老的中華民族千萬年以來繁衍生息、綿綿不絕的奧秘。客觀地說，中華民族的“國民性”除了上述負面因素外，必然還有另一個層面的積極的內容，那就是能夠導致中華民族幾千年以來繁衍生息綿綿不絕的積極內涵。而這個積極內涵，至少包括我們民眾身上固有的那種不懈的堅持，那種執(zhí)拗的正直，那種面對流俗不妥協、不服輸、不畏懼的精神，那種將“理”堅持到底的“一根筋”精神。中國的“國民性”中的這些內涵，如果說以前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沒有被集中而充分地展示出來的話，那么，恰恰是胡學文對此進行了集中而充分的呈現；而當胡學文發(fā)現了底層民眾身上的這種積極的執(zhí)拗并且執(zhí)拗得將其表現到底的時候，我以為胡學文也是在“從新發(fā)現‘人’”（周作人語）：他從新發(fā)現了中國老百姓身上那種看似和愚昧很近但其實完全不同的精神質素，從新發(fā)現了一種一直在推動著我們民族向前行進的人的精神力量。總之，執(zhí)拗的“一根筋”精神是胡學文對“國民性”的新發(fā)現，“一根筋”形象也是胡學文對于現實主義文學人物類型的新創(chuàng)造和新補充，是他對現實主義文學所做出的一個重要貢獻。我個人以為，這是胡學文所塑造的這一人物類型的精神實質及其于當下現實在精神建構方面的意義。

不得不提到胡學文所塑造的一個復雜的人物姚洞洞（《一棵樹的成長方式》）。之所以說姚洞洞復雜，是因為這不僅僅是一個遭難的好人，他也不僅僅是一個堅守著某種原則的“一根筋”。姚洞洞身上凝聚著更為復雜的因子：執(zhí)著、倔強，狡黠、富有心機。他家窮被欺，母親受辱，戀人移情，幾近絕境。在隨后幾十年的時間里，他不服輸，不怕累，精心算計，終于一步步將村中的權力和財富統統集于一身，報了母親受辱之仇、奪妻之恨。但是，姚洞洞和堅硬的現實對抗的過程，分明讓我們感到了驚心動魄：姚洞洞對抗的是鄉(xiāng)村堅硬的流氓集權制度，而他的獲勝也無非是推倒了舊有而建構了新的同樣的制度。在姚洞洞身上，我們看到了鄉(xiāng)村歷史驚人的內幕和驚人的循環(huán)。姚洞洞形象的豐富、立體，讓我們看到胡學文對于鄉(xiāng)村生活的熟悉、對于鄉(xiāng)村民眾的熟悉，還看到他對于千百年來固囿鄉(xiāng)村社會幾千年的體制的洞察。基于此，我愿意把姚洞洞看作是胡學文所塑造的最有深度的人物形象。

搖曳之姿

胡學文近幾年的創(chuàng)作，尤其在中篇小說《從正午開始的黃昏》、長篇小說《紅月亮》中，我們看到他的一種新嘗試：在面向濁重的物質生活世界向下開掘的同時，他試圖拓展另一條通往更為隱秘復雜的精神世界的通道，或者說，他在從前多關注人與物質世界的膠著對抗的同時，進一步向著人的自我世界的矛盾與分裂探索。這一新的拓展和探索，顯然是胡學文試圖構建更為廣闊的文學世界的表現。

學文采用復式結構達到這個目標。在以往的作品中，學文如同一個專業(yè)的挖井高手，探準了切入點之后便義無反顧，直達目的地，其敘述因而也多是單一和清晰的；而在《從正午開始的黃昏》《紅月亮》中，我們看到學文開始建設結構復雜的立交橋，開始設置兩條甚至多條秘密勾連的道路，開始架構虛實交錯的藝術空間。讀者則需從秘密交叉的道口小心進入，一路尋找著路徑，分辨著方向，判斷著關聯，直至曲徑通幽而抵達對復雜人性和復雜生活世界的會心。

《從正午開始的黃昏》圍繞主人公喬丁設置了兩條線索，一條敘寫喬丁的現實而正常的生活：他家庭殷實，嬌妻愛女，和岳父母關系良好，是這個家庭的主心骨，過著看似幸福美滿的日常生活。這條線索鋪排得扎實細密，敘述得清晰溫婉，一如喬丁表面的生活；另一條線索寫喬丁隱秘的內心世界：他隔一段時間會到另外的城市，在半夜時分和一個存在于他心中的女人“她”入室偷竊。這個“她”實則是喬丁之前遇到的一個女賊，但這個女賊用她的方式幫助過喬丁，也吸引了喬丁，喬丁逐漸和她一樣也成了某種意義上的俠盜。后來，女孩兒意外死亡，喬丁也娶妻生子，過上了看似穩(wěn)定的日常生活。但是，喬丁內心世界里有一種強烈的紀念她的需要。于是，喬丁要不時逃離現實重復和她曾經的行為從而完成對她的紀念。與前一條線索相比，這條屬于黑夜和內心的隱秘線索被學文敘述得神秘、跳躍，一如無法解釋和捕捉的復雜的心理世界。兩條線索敘述出來的喬丁就具有了多重面目：日常的和非日常的；表面的和隱秘的；平靜的波濤洶涌的；分享的與獨享的……小說如此設置已讓人動心，但更見巧妙的是，胡學文讓這種內心的分裂更具普遍意義：在一次夜半入室偷盜中，喬丁撞見了偷情的岳母，一向溫婉淡雅的岳母的另一重面目似在不經意中打開……從而，如同撩開一層遮蔽著的紗帳，人的以及現代生活的復雜性、交叉性、多重性、隱秘性真相被呈現出來。《紅月亮》亦復如是，虛實交叉的結構、顯隱交錯的布局，讓小說具有了可體味而不可言傳的多義性魅力。

這樣的嘗試使得學文在沉靜冷峻孤絕之外，又有了一個新的面孔：柔韌與細膩；這樣的突圍使得他的作品除原有的以硬碰硬的撞擊之力以外，更增加了攀緣與交叉再生之力。如果說之前的胡學文是一棵孤絕凌厲的大樹，這時的胡學文則還如一棵葳蕤柔韌的老藤。如大樹之扎根沃土直指云霄，如藤之姿態(tài)橫生葳蕤攀緣，胡學文有理由讓我們期待：他的文學世界將綻發(fā)出繁密茂盛的力與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