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筆名

筆名是Pen Name的漢譯，而且是直譯，但中國古亦有之。明清文人寫作時常用的室名和別號，如聊齋、玉茗堂、漁洋山人、蘭陵笑笑生之類，其實就是蒲松齡、湯顯祖等人的筆名，不過當時沒那么叫罷了。

新文學本是舊文學發展到近代，加上西洋和東洋的影響，才發生和長成的。周氏兄弟用過的筆名戛劍生和知堂，跟略早的百煉生和觀堂看起來沒什么兩樣。巴金聽說取的是巴枯寧、克魯泡特金首尾二字，西諦則有可能是CD的諧音，這便有了“西來意”。到蔣冰之署丁玲，萬家寶署曹禺，不僅易名，而且改姓，才是古之所無，開了生面。

有本書名《方生未死之間》，我出生在這個“之間”，故多少受過些舊的影響。十四歲時用文言寫了卷《蛛窗述聞》，署名“病鵑”，好像是在“為賦新詞強說愁”，卻又無此本領，只留下了這一點幼稚的感傷的痕跡。

抗戰勝利后回城念高中，一度想當文學青年，學著寫新詩，寫小說，刊出時用了個“楊蕾”的筆名。四九年后成了公家人，起初“楊蕾”還在做他的文學夢，但五零年夏天小說《季夢千》一發表，立即受到公開批評，馮牧、林克二位寫文章，說它“缺乏思想性”，“看不出怎樣痛苦地和自己的舊思想作堅決的斗爭”（原文如此，下同）。差不多同時，又收到了《人民文學》退回另一篇稿子的復信，說是“思想水平還不很高，沒有寫出我們的力量與曾經如何戰斗”。我想，“缺乏思想性”是肯定的，“思想水平還不很高”這一句則越看越像是嘲諷，這思想水平實在也無法提高，又如何寫得出“我們的力量與曾經如何戰斗”，還有“怎樣痛苦地和自己的舊思想作堅決的斗爭”來呢。于是只好將“楊蕾”從夢中喊醒，這筆名從此再沒用過了。

與文學雖然絕了緣，文字工作卻仍在做著，奉命寫的短評社論不署名，有的文章卻是要署名的，署過的記得有“柴荊”（財經）、“龔橋”（工交）、“辛文”（新聞）等等。最好笑的是，七十年代初以“右派分子不思悔改又惡毒攻擊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罪名被逮捕判刑時，判決書中這些筆名（如果可以算作筆名的話）都成了我的“化名”。化名都有上十個，即使不是潛伏特務，也是“草上飛”一類江洋大盜了。

折騰二十多年后，終于平反改正，到了出版社，著手編我的《走向世界叢書》，每種書前得寫長篇敘論，這是學術文章，必須署名以示負責。可又有好心的同志打招呼：“我們這里，向來不贊成編輯搭車發表文章的，自己的名字還是不署為好。”此時我年已五旬，火氣早已退盡，立刻從善如流，于是署上了不同的筆名，有“谷及世”（諧音古籍室），有“何守中”（倒讀鍾叔河），還有“金又可”（鍾叔河之半）等等，這大概也可以算作是一個小小的故事。

八四年當了總編輯，署什么名沒人再來管，從那以后，我便只用本名，再沒用過什么筆名了。董寧文君上次叫寫“我的筆名”，即以此辭之，這次又叫我寫序，更不敢佛頭著穢，免得玷辱名家名作。但董君的盛情實在難卻，只好講點從前的小故事，聊備一格。如果書稿已經按作者姓氏筆劃編排好了，便請將其放在全書之末，作為遲到的最后一篇吧。

（二零零六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