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詩》的經過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

《論語·陽貨》這一節，是孔子對《詩》的評價，也是孔子對“小子”們的期待。作為“小子”的我，對之卻只有慚愧。

“七七”抗戰軍興打破了在長沙進小學的夢，六歲的我被送回湘北山村老家。方圓十馀里內，只有教《三字經》和《包舉雜字》的村學，讀書人家不會送子弟去。于是耽擱些時后，便讓我到同時避難在鄉的李洞庭先生家去學《詩》。

李先生的詩文都有名，當過何鍵的秘書，解放后被聘為文史研究館員，可稱名師，但他卻確實未能引起我學《詩》的興趣。本來我從小便對鳥獸草木的事情好奇，他卻連“關關雎鳩”是什么鳥都不說，只大講其“后妃之德”，這豈是連男女之別都搞不清的幼童所能了解的呢？一味地要求死記硬背，更使我產生反感，覺得什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還不如看牛伢子唱的“人之初，摸泥鰍；性本善，捉黃鱔；狗不叫，打起叫”有趣。

李先生是進過“優級師范”的老秀才，更可能是礙著和我家的“世誼”，并不打學生。為了拉住我不去跟看牛伢子玩，他真費了不少心，“君子惡居下流”不知對我說過多少遍，但終于還是“孺子不可教也”，便對父親說，“世兄聰明有馀，沉潛不足，還是以送進學堂略加拘束為好”，叫我不要再去了。學《詩》學了小半年，匆匆點完《國風》，《小雅》只開了一個頭，便告結束了。

既為名師所棄，又有長輩管著，無法去從牧牛兒游，只好每天若干時坐進自家書房“用功”。我究竟也還不是那樣的不可教，從長沙帶回來的讀本和課外書，有些還是愿意讀的。當“雞兔同籠”把我搞得頭昏腦漲時，有時也拿起堆在旁邊方桌上的《毛詩》誦讀幾頁，作為調劑。沒有李先生那口巴陵話在耳旁灌著，自己讀起來還順口些，漸漸居然有了些興趣。

《豳風·七月》八章，章十一句，篇幅最長，我卻最常讀它，最早能夠背誦。這卻全不是由于督責，而是它的音調鏗鏘，節奏明快，讀來似乎有種快感，故并不覺苦。“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獲，十月隕萚”，和當時農村生活還相仿佛。“晝爾于茅，宵爾索绹”，與冬日所見農民白天上山，砍了茅草捆起一擔擔挑回來，晚上在堂屋里用松光照明，將茅草攙稻草搓成繩索或編成草鞋，情形更是一模一樣。“绹”，鄭箋云，絞也，平江話則只指用繩索系牛羊。古今語演變小孩不能究其異，卻能識其同，亦足以滿足好奇心。尤其是“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這幾句，一步一步越來越近，頗有動感。而舊家墻外便是田野，蚱蜢子踢腿紡織娘扇翅膀，是捉在手里見慣了的。七月秋風起后到草叢中抓蟋蟀，再冷則野外漸難尋覓，“灶趨趨”接著便在屋里登場了。這些都是鄉下兒童游戲的重要內容，《七月》寫的正是這活生生的情景，一旦明白了，自然覺得親切。還有“十月獲稻，為此春酒”，讀到這兒往往便會想起年頭各家各戶“辦春酒”的情形，這在平江鄉下是極普遍的習俗，淪陷時期亦是如此。平常主要以紅薯充食的人家，到春月也要殺一只雞，砍幾斤肉，弄一尾魚，加上豆腐百葉干菌干筍，當然更少不了自家蒸的谷酒，邀親鄰聚一餐。今天你請我，明天我請你，等于集體改善十天半個月的伙食，補充一點長年作苦的體力。我雖出舊家，亦早成寒素，大魚大肉等閑不容易吃到，這時便可代表不在家的父兄列席去大嚼幾回，迄今思之猶有馀味，八九歲時當然更不禁口水滿腔。

如果這也算是在無師以后繼續學《詩》的話，學到流口水想吃酒炒雞的程度，真可謂無出息了。但說也奇怪，倒是這樣“學”過的若干篇，至今卻還有印象，甚至記得。

十一歲入學后，國文課一直沒有教《詩》，自學也沒再學它。直到“參加”后開始領薪水，自己買書買了部《四部備要》，中有“據相臺岳氏家塾本校刊”的《毛詩》，字大悅目，有時才又讀一讀，亦不外《蒹葭》《兔爰》《黍離》《風雨》《七月》《無羊》《谷風》這幾篇，基本上還是在原來熟悉的圈子里。目的亦只在追求主觀的感受，毛傳鄭箋從來不看，《備要》別本《注疏》七十卷和《傳箋通釋》三十二卷，更懶得去翻。嚴格說來這當然更不能算“學”，只是隨便看看罷了。

我以為，對于我輩非學者的普通人，老祖宗傳下的古典這份遺產，其實際的價值本只有兩點，一是欣賞，二是寄托。欣賞不限于自家的東西，外國的也是一樣，也許因為新奇，還更覺可喜，這和“老婆別人的好”同是一理。寄托其實也差不多，希臘先賢即是孔孟諸子，尼祿便等于秦皇帝，人情物理固無分古今中外也。不過我們究竟不懂希臘拉丁文，即英法語亦難通曉，“風雨凄凄”這類句子卻能望文生義，至少四個字總還認得，故于本國的古典占有優先享受的權利。不能或不愿欣賞古典固然不會妨礙做國民，國民要能欣賞古典亦須具備一起碼的條件，這就是覺悟（即自覺和悟性），而研究能力無預焉。拿《鄭風·風雨》三章來做例子，“風雨凄凄”“風雨瀟瀟”“風雨如晦”的自然現象誰都見過，卻只有孤獨寂寞的人這時才會特別希冀感情的慰藉，寫出這種希冀便成了詩，它的力量是超時空的，故能于千載而后引起我們的共鳴，這就和《詩序》所云“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一點不相干了。好端端的文學作品，偏給加上教化的意義，歷來的詩教便是如此，我所厭煩的也在于此。

后來讀周作人《郝氏說〈詩〉》，得見郝夫人王照圓瑞玉對《風雨》三章的解說：

《風雨》，瑞玉曰，思故人也。風雨荒寒，雞聲嘈雜，懷人此時尤切。或亦夫婦之辭。

首章注又曰：

寒雨荒雞，無聊甚矣。此時得見君子，云何而憂不平？故人未必冒雨來，設辭爾。

這些注解我覺得比毛傳鄭箋孔疏朱注都要好，好就好在只將“君子”看成故人或愛人，反正是生活中的普通人，“風雨”也只是烘托創作氣氛的“設辭”，別無象征亂世的微言大義，看似平淡無奇，卻全合人情物理，不以意識形態為準則，故最難得，亦深得我心也。這是不是在學《詩》呢，我不知道。不過在感謝郝氏之馀，又悟到歷史上正統經師之外各家關于詩學的論說，其實也可以看看，如郝懿行王照圓夫婦的見解，若無周作人為之發揚，我便不會知道了。周氏還在《讀〈風〉臆補》文中敘述他學《詩》之效道：

不佞小時候讀《詩經》，苦不能多背誦了解，但讀到這幾篇如《王風》“彼黍離離”和“中谷有蓷”“有兔爰爰”，《唐風》“山有樞”，《檜風》“隰有萇楚”，輒不禁愀然不樂。同時亦讀唐詩，卻少此種感覺，唯“垂死病中驚坐起”及“毋使蛟龍得”各章尚稍記得，但也只是友朋離別之情深耳，并不令人起身世之感如《國風》諸篇也。興觀群怨未知何屬，而起人感觸則是事實，此殆可以說是學《詩》之效乎？

拿周氏的這些體會來和自己比，豈止上下床之分，簡直有天淵之別，這也就是他博覽群書廣涉諸家的結果（像《郝氏說〈詩〉》這樣的文章，他就寫過多篇）。我們當然無法像他讀得那樣多書，但能有他寫的這樣文章讀讀，或可聊補于萬一乎，非所敢望矣。

愛因斯坦通俗著作《狹義相對論和廣義相對論淺說》的自序中說，他想將書寫得盡量淺一些，使沒學過高等數學、高等物理學的人看得懂，故將讀者層次設定為“具有接受高等學校入學考試的程度”。我的學《詩》，是否“具有接受高等學校入學考試的程度”呢？自己的答案只能是否。本來我是中學還沒有畢業的，以此種程度來說《詩》，當然沒有資格，只能夠說說自己學《詩》的經過，希望這總還是可以的罷。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