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社長

南下干部進城，寫信寫通知，往往隨便找張紙，寫好后先折成一指寬，再疊成方勝狀，寫上收件人名和地址。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一日下午，我拿著往報社去報到的，便是這樣一封介紹信，外面寫的是：

經武路二六一號李朱社長

李朱連寫，如“林羅”“劉鄧”，乃是解放區解放軍帶來的風氣，我則初見，所以到了傳達室，便說：

“找李朱社長。”

“李社長還是朱社長？”

這才知道“李朱”原是二人。

經武路是民國初年在原城墻基址上修成的一條馬路，現已拓寬成了芙蓉路的一部分。二六一號原為國民黨新一軍軍長潘裕昆的公館，還記得二樓大廳門首，木板上刻著的聯語是：

門有驊騮開道路；

座看鷹隼出風塵。

當學生時從這座新建的紅磚洋房前面走過幾回，見有衛兵站崗，很是氣派。（經過風雨蒼黃五十年，如今比起我自己濫廁其中的老干樓，它就大為遜色了。）當天在門房中接待我的，已是身穿解放軍裝的傳達同志。他領我去見朱九思社長，朱即叫我跟B、L兩位記者一同下鄉采訪，第二天便出發。

李社長就是李銳，當天并未見到。

下鄉也就是去幾十里外的榔梨市，后來又到了望城坡，兩月后便回報社了。一回來才知道，那時候的李社長，真可說是整個《新湖南報》的重心和中心，牢牢地吸引著大家的注意。報社里幾乎每天都有人講起他，無例外用的都是欣羨的口氣。大家講的故事，其實不過是他每天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些小事。

比如說，院子里準備搭涼棚，幾年后當了社長的D負責這件事，幾天過去，不見動靜。李銳詢及，D說，怎么搭還沒考慮好哩。李銳便問：“你自己會搭嗎？”“不會。”“那就請會搭涼棚的木匠師傅來考慮嘛。你只會生小孩對不對？小孩倒是會生，也生得蠻好，這該不必請師傅吧。搭涼棚，自己不會，就要請師傅，交給會做的人去做。當個區長，也要懂得領導方法嘛！老D，我看你，當個區長還要費力哩。”

又比如，女記者××寫了篇新聞稿，李銳到晚班編輯室看大樣時，覺得沒有寫好。上晚班的都是男同志，李銳便用過去長沙男學生開玩笑的“口標”說：“××這條新聞，真是雞巴沒抓到，只抓到一把雞巴毛。”正好××推門進來，聽到這一句，也聽到了當場爆發的哄笑。李銳一抬頭，覺得失言了，連忙說：“××不要誤會，我說的是，雞婆沒抓到，只抓到一把雞婆毛。”大家更加笑得一塌糊涂。

又如，某次吃飯的時候，易某某說當時不在的×ד搶菜”，說個沒完。那時實行供給制，經武路樓下樓上大廳都作飯堂，八人一桌，另有機動席。李銳吃小灶，但偶爾也在大廳和別人一道吃，聽到了這話，便笑道：“你說××吃飯搶菜，他當然是搶菜的。但別人認為你也搶菜呀，××卻從來沒有在你背后說過你搶菜，這大概就是你和他在搶菜這件事情上的優劣之分吧！”

這些故事，多是事后聽來，可能有些走樣，越說越走樣恐怕也不可避免。但是說者眉飛色舞，聽者津津有味，而說者聽者當事者都能持認同以至欣賞的態度，這就十分難得。蓋一九四九年、一九五零年間機關的氣氛本來如此，而李銳的個人魅力，也是使得大家能夠如此的重要原因。他首先是才足以服眾，又能將自己置于和員工水乳交融的狀態中，故能坦蕩直率，以赤子之心相待，使大家毫無反感，即使話說得有點過火，或者出于戲謔，也就都能夠善意地接受了。

我之所以對李銳產生好感，也是由于事后聽說的一件小事。

那是在我下鄉期間的事情。下鄉一行四人，兩“老”兩新，先在榔梨市附近搞了個把月，后來一分為二，我跟“老”中之一L到了河西望城坡。在那里，L寫了一篇通訊稿寄回報社，我也學著寫了一篇。幾天后，我那篇便用兩個人的名字登出來，在鄉下也看到了。回報社后，才知道它的見報經過了一番小小的曲折，情形大致是這樣的：

李銳上晚班看大樣時，對L寫的通訊稿不滿意（這種情形是常有的），說：“題目是好，文章卻沒寫好；撤掉它罷，又舍不得這個題目。”旁邊有人見他躊躇，便說：“同樣題目的稿子，倒還有一篇，是不是用它代替？”李銳要去一看，說：“就用這篇，趕快去排。”

這篇就是我寫的那一篇。劉音其時還在新干班學習，見到登出的通訊后，高興地給我寫了一封信。這封信我一直保存著，直到一九九九年新干班五十周年紀念開會見面時，才交還給了她。

上晚班看稿有什么意見，李銳常用紅筆批在大樣上，第二天在飯堂里貼出來。聽說，關于這件事，李銳批了很長一段話，意思是選用稿件要看文章，不要看作者的名字；老同志的文章未必都好，新同志的文章未必不好，云云。

“文章自己的好，老婆別人的好”，對上半句話我一直表同情，雖為此受過譏諷，仍不想改口。文章除了被迫寫的以外，總要自以為弄好了才會拿出來，別人認為好不好是別人的事，能夠說好自己當然會高興，此亦人之常情，用不著矯情或故作不情吧。

在聽了這個故事以后，我對李銳便有了一種個人的好感，也就是知己之感。但我卻從未為此去問過李銳，更未借此主動去接近他。

李銳在《新湖南報》大概只有一年多不到兩年的時間，便調到省委去了。我只留下一本《毛澤東同志早期在湖南的革命活動》的“送審本”，可說是他的紀念物。這本書只在報社工廠排印了幾十本，是“征求意見稿”，牛皮紙封面，大十六開，版心卻是小三十二開的。作者在“前記”中寫道，上下左右多留空白，是為了讓審讀者批注；還開列了為寫此書采訪過的人的名單，其中有我父親的朋友陳書農（即陳啟明，與毛澤東同為新民學會發起人），一九五八年我被逐出報社后便租住在長沙市教育西街十八號他家院子里。書可惜在“文革”中被拿走了，不然倒是李銳著作的“珍本”，大約連他自己也未必還保存得有。

三十年后，我從勞改隊平反出來，第一件事是要找回流落到內蒙古達爾罕茂明安聯合旗去的女兒。她在那邊已結婚生子，一家人弄回來有很大的難度。我作過許多努力，在湖南仍無法解決。為此，已調北京的柳思去找了李銳，之后告訴我：“談起你，李銳同志還有印象。他說，這完全是反右派斗爭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問題，應該落實政策嘛。周惠現在在內蒙，我給他打電話，鍾叔河這個問題一定要解決，也是他該還的一筆賬。你叫鍾叔河寫份材料來，能來北京的話，也可以到我這里來一趟。”

于是，一九八零年初，我便由柳思帶著，到木樨地“部長樓”重見了闊別三十年的李銳。此時他已調中組部，正管著落實政策方面的工作。原來在報社里，一十八歲的我看三十二歲的他，是后生仰望高明，企慕卻無從親近；如今五十歲的我看六十四歲的他，層次雖仍懸隔，卻因同歷滄桑俱生白發，可談的話反而多些了。我正在編輯《走向世界叢書》，郭嵩燾、曾紀澤等人的出國載記都包括在內，這幾個湖南人又都是近代思想啟蒙的重要角色，關于他們李銳和我都有說不完的話。還是柳思先提起我女兒的事，給周惠的電話便是當著我的面打的，問題因而得到了解決。

上面談到李銳為我做的兩件事。批發通訊稿，在他不過是日常工作中一小事（我曾多次見到他批過的大樣，四個版上密密麻麻好多字），也許事后很快便忘記了，卻給了我做文字工作的一點自信，本來沒準備在報社呆多久的，這時卻打定主意呆下來了。至于李朱走后連年挨整，那是在別人手下的事情。為我找回流落到內蒙的小孩，在他也覺得是落實政策應該做的，妻和我卻治好了心頭深刻的創傷，使徹夜為之不眠、淚水為之濕枕的痛苦得以解除，實在難忘。

我不大能夠旅行，二十年中僅到過北京四次，但只要李銳在京，必定要去看望。他到長沙，也總要著人通知我，設法相見，無所不談，并請我吃過幾回飯（我則對不起，沒請過他一回），既暢且歡。這時的我，總不免憶及魏武《短歌行》“契闊談宴，心念舊恩”的句子，詩中表現的這種情感總洋溢在心頭，不過嘴上沒說出來罷了。

若要評說李銳其人，此時反而好像無從談起。想來想去，概括得最好的只有朱正壽李銳八十歲的那副對聯：

廬山霧瘴巫山雨；

吏部文章水部詩。

吏部和水部都是李銳做過的官。中委、中顧委按理說不是官，地位卻更高。作者卻不是因為這個官才恭維他，而是因為此吏部有文章，水部有詩。不然的話，歷屆委員、吏部、水部，名字多得記都記不清，數也數不全，何必提起。至于在省里時當過的社長、部長，則群“道”如毛，更不足數，雖然二十年來我們一直稱他“老社長”。在這里還得說句不大恭敬的話，這文章和詩其實也未必寫得如何特別好，可貴的是從廬山霧瘴中來，看破并揭穿了這重霧瘴；巫山的雨匯成大水，泛濫成災，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卻能挽狂瀾于既倒，即使力有未逮，憑這份心志也就算得上中流砥柱了。但對于我這個不賢只能識其小的人來說，特別欣賞的還是詩文中有時捎帶的“只抓到一把雞婆毛”和“功勞蓋世罪惡滔天”之類教人哭笑不得的警句，正所謂“善戲謔兮，不為虐兮”，于是我心目中的李銳何止可欽，簡直可愛矣。

管同有云：“古之所謂三不朽者，首立德，次立功，又其次乃立言。”李銳以研究毛澤東晚年而樹立了他學術上的地位，全世界都承認他，歷史上也站得住腳，這是為中國和中國人做的大好事，也就是立了德；我卻是個不研究政治，尤不喜談政治的人，于此沒資格評論。在事功上，李銳的大貢獻是論三峽工程；我又不是學工程的，雖然從五八年到七九年整整畫了二十一年工程畫，若不如此折騰，真不知會多讀好多書，多寫好多字，但不過借此掙錢活命，故亦無說話之資格。我所能夠感知的，就只剩“又其次”了。

即使在立言方面，我也沒有本事像別人那樣講出許多大道理。最為拜倒的文章，卻是他最近的一篇“上書”。“上書”為昭明太子所定文體之一，《文選》編為第三十九卷，當然可以算是“言”。尤其是文中那兩句“改唐詩”，刻畫拼命爭寵賣乖、力主大干快上的人，真是淋漓盡致，夠得上《長恨歌》原作的大師級水平。讀后不禁莞爾而笑，原來“老社長”盡管風云際會成了政治人物——政治學者，骨子里卻依然同我們一樣，還是個喜歡耍筆桿子的書生，有那么單純，有那么不怕禍隙，有時候也還有那么一點子頑皮。

六宮粉黛無顏色；

三峽工程有問題。

作得出這樣一聯無情對，真是夠損的了，此其所以為李銳歟，未可知已。

對于李銳的妻子和孩子，我的所知卻幾乎等于零。一九四九至一九五零年在經武路，李銳住在樓上的一套夾正房里。我從五零年三月起，即在樓上和樓下飯廳吃飯，在樓上一間正房中做事，每日見到李銳的次數不少。他很得意地從地主家書中發現了“買的買點，占的占點，騙的騙點”這段霸占田產的自白，拿來作土改宣傳的好材料，具體的發稿工作便是我做的。他對下屬工作上要求極嚴，語氣卻不乏幽默詼諧，日常生活也不高高在上，我卻沒有聽他談過自己的妻子和小孩。

那時范元甄也住在報社，但我極少見到她，偶爾碰面，亦未留下“美人”的印象，更沒見過她和小孩在一起。“六指子”（李南央的哥哥）時約四歲，倒常在樓下各處轉悠，抱在通訊員手里時居多。有些同事喜歡撫弄他，虎頭虎腦很懵懂的樣子。我素不喜“呵”小孩，更不喜“巴”領導，所以一次也沒有去逗過“六指子”，更不要說小妹妹了。其實李銳和我乃是平江同鄉，他的姐姐又是我兩個姐姐的體育教師，要套近乎的話，還是有話可說的。

在通訊員和部分南下的女同事中，有時也悄悄傳說過“李社長怕老婆”之類的話。這和我心目中李銳的形象聯系不起來，偶爾想想，也許是“一物降一物”吧。

李銳調北京后，有次在《人民日報》上看到一篇《大魚網主義》，署名“孫元范”，我知道是李銳的筆名，“孫元范”斢個頭，不就是“范元甄”么？看來李銳還是很喜歡他老婆的——至少在取筆名和用這筆名寫文章那會兒。

后來知道了李銳和范元甄之間的“恩怨情仇”，我的態度是，“清官難斷家務事”，也懶得去斷。但李南央的文章確實寫得不壞，看過以后，我對朱正說：“李銳有后矣！”對一位老人來說，恐怕這就是最大的安慰和最大的獎賞了。

“老社長”今年八十四，最近讀到他的新作，自稱耄耋，應該說他也真的老了。我今年亦年滿七十二，早過了可以稱老的線，身體則遠不如他，腦出血一兩立方厘米的情形已發生過兩回，醫生說再發就性命難保，很可能先他而去。我又從來怯于旅行，即使不溘先朝露，恐亦難有再相見時。這篇文章早就想寫，總想寫得像樣些，便拖了下來；而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只怕越拖越難寫得好，故此次決心應周實之邀匆匆下筆。文章當然還是寫不好，意思卻是真誠的，刊出后“老社長”自己總會看看，如有錯訛，也好糾正。

我為去世的唐蔭蓀寫過《做挽聯》，為健在的張志浩寫過《卅五年前兩首詩》，這回又寫了這一篇。真希望還能為在這個世界上曾經存在過和現還存在著的友誼再寫點什么，趁彼此都還來得及的時候。

（二零零三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