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官僚地主魂

明末遺民葉紹袁（天寥）的《甲行日注》是有名的，而我卻更喜歡讀他寫的《窈聞》《續窈聞》和《亡室沈安人傳》，這是悼念他的愛女和愛妻的一組文章。

《甲行日注》所表現的是國恨，這幾篇文章抒發的則是家愁。自古才人，每多不幸，此固由于他們的神經纖維本來脆弱，易于感傷，亦因有理想主義氣質的人，每易和現實脫節，所以窮愁潦倒、別恨離愁就容易和他們結下不解之緣，而文思才情亦往往因此陶鑄而出，則不幸也者，實亦可謂為他們的（也許更應該說是我們的）幸運了。

不同境界的人，自有不同的幸福觀。《亡室沈安人傳》寫道：

自賦歸來，僅征藉數畝之入，君或典釵枇佐之。入既甚罕，典更幾何，日且益罄，則挑燈夜坐，共誦鮑明遠《愁苦行》，以為笑樂。諸子大者論文，小者讀杜少陵詩，瑯瑯可聽，兩女時以韻語作問遺……君語我曰：慎勿憂貧，世間福已享盡，暫將貧字與造化藉手作缺陷耳。

這樣的夫妻生活，恐怕只有李清照《金石錄后序》中所寫的才可以相比，在古代文人社會里要算是絕無僅有的了。

然而“造化”卻不讓他們這樣過下去，葉紹袁接下去就寫道：“昊天不傭，瓊章首殞。浸尋三載，家禍頻仍，君亦隨以身殉之。嗟乎，安得宛君而更與我語貧也，豈不悲哉。”這樣，葉紹袁在國破之前，即已家亡，所以他后來逃佛遁世，寫《甲行日注》，早有了“思想基礎”。

我一直看重晚明人的文章，因為在專制倒臺、傳統崩壞的時代，才容得一點思想的自由和個性的表露，這也就是“亡國之音”往往比較動人的原因。黑格爾不云乎：“智慧之鳥的貓頭鷹，只有在文明的暮色中才開始起飛。”如晚明者，豈非古代漢族士大夫文明“暮色”籠罩的時代乎？但留得幾首好文章，此時代亦即值得后人紀念，我們本不是鳳陽朱的家奴，大可不必為改朝換代而痛心疾首于三百年之后也。

大凡真能愛國家，愛民族，真能為國家民族作出一點犧牲，而不是專門講大話唱高調的人，于家庭骨肉之間，亦必有真感情，真愛心。我不相信刻薄寡恩的人，能夠有民胞物與的胸懷，有對國家民族的真正責任感。“無情未必真豪杰，憐子如何不丈夫”，這兩句詩，驗之于亡國之后毅然舍幼子田廬作“甲行”的葉紹袁，也是不錯的。

為懷念亡女亡妻而寫的《窈聞》《續窈聞》，所記“走陰差”和“扶乩”，當然都是迷信。寫得出如此清詞麗句的人，未必竟像普通的愚夫愚婦。葉氏不云乎：“余賦性迂直，不敢欺人，亦不祈人信以為真有；雖群口交羨，無救我女之亡。”但沈安人卻似乎相信女兒確已仙去，她在《季女瓊章傳》中寫道：

初見兒之死也，驚悼不知所出，肝腸裂盡，血淚成枯。

后徐思之，兒豈凡骨，若非瑤島玉女，必靈鷲之侍者，應是再來人，豈能久居塵世耶？……嗚呼，愛女一死，痛腸難盡，淚眼追思，實實寫出，豈效才人作小說欺世邪？

迷信是精神的鴉片，靠麻醉以逃痛苦是可悲的，明知麻醉不能真解脫而亦不得不暫求麻醉就更可悲了。這一對并不怎么追求物質享受，只要有一點能使他們自得其樂的精神生活，便會覺得“世間福已享盡”的文人夫婦，逃仙逃佛，終不免家破人亡。三百年后的我們，讀其文，想其人，仍不禁對他們產生某種同情之感。聶紺弩詩云：“從來紅粉青衫淚，末世官僚地主魂。”其實，真正當官帶兵有田有銀的官僚地主，死了老婆還有他的小老婆，換了朝代還可以著他的“兩朝領袖”，他們是不會來寫什么《亡室沈安人傳》，更不會肯出家寫《甲行日注》的。

（一九八六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