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何彧 【本書體例】

英夷初至中國，未嘗不馴謹。自道光二十年以后，始逐漸驕肆。名為恭順，實全無恭順之心。嘗與云臺師談及往事，師深為扼腕，曰：尚記得嘉慶二十二年，我為兩廣總督時，首以嚴馭夷商、洋商為務。蓋洋商受英夷之利益，英夷即仗洋商之庇護，因此愈加傲黠不馴。我每遇事裁抑之。時英船在黃埔與民人爭水，用鳥槍擊死民人。我嚴飭洋商，必得兇犯。方登船，而此犯即拔刀自刎死。又咈㘓哂(法蘭西)國夷人打死民婦，我立獲兇犯，照例絞決抵罪。道光初，英夷有護貨之兵船，在伶仃山用槍擊死小民二人。我飭洋商向英國大班勒取兇手。大班詭言只能管貿易事務，兵船有兵頭，職分較大，我令不能行于彼。我旋飭傳諭兵頭。兵頭復詭稱夷人亦有被民傷重欲死者多人，欲以相抵。我察其詭詐，傳諭大班，如不獻出兇手，即封艙停止貿易。大班又稱實不能獻出兇手，無可如何，情愿停貿易。時兵船已詭避在外洋，將匝月。我持之益堅。大班乃率各夷人全下黃埔大船，稟稱無可如何，只好全幫回國，不做買賣。我發印諭，言爾愿回即回，天朝并不重爾等貨稅。于是英國大貨船二十余號，收拾篷桅，作為出口之勢。仍上稟云：大人既許回國，何以炮臺上又設兵炮。我又加印諭，言虎門炮臺本是經年常設，并非此時待爾等出口欲加轟擊。且天朝示人以大公，豈有許爾等回國復行追擊之事?于是各船不得已而出口。復又旋轉在外洋校椅灣停泊多時。而其兵船遂真遠遁矣。未幾，大班又稟兵船不知何時遠遁，我等實愧無能，大人如準入口貿易，固是恩典，否則亦只好回國等語。而洋商亦代為稟求，并令大班寄稟回國，告知國王，下次貨船來粵，定將兇犯縛來，方準入口，否則不準。大班亦同此稟求，我始應允。直至三年春，始照舊開艙通貨。此事冬末春初，凡夷商人等皆惶惶，言關稅必由此大缺，且恐別滋事端，城中各官亦有為緩頰者。我一人力持，以謂國體為重，貨稅為輕，索兇理長，斷不可受其欺脅。并飭其以后兵船不許復來，非是護貨，適以害貨等印諭。及四五年，貨船來粵，稟稱前此犯事兵船不敢回國，委不知向何處逃散，無從尋獲。而四五六年間此種兵船亦實不復至。我對眾曰：此所謂可欺以其方也。自我去粵后，兵船復來。門人盧厚山亦仿我之意行之。時有褒嘉之旨云：玩則懲之，服則舍之。尚合機宜，不失國體也。聞此后惟林少穆督部亦守此法，而情事頓殊，為之慨然而已。

(選自《浪跡叢談》)

英國一類的外國人初次來中國，沒有不馴服謹慎的。從道光二十年以后，才逐漸驕橫放肆。表面上恭敬順從，內心其實一點也不恭敬順從。曾經同云臺師談到往事，老師深深惋惜說：“曾記得嘉慶二十二年(1817)，我做兩廣總督時，以嚴厲管束外國商人和洋商為首要。洋商從外國商人那里得了利益，外國商人又憑借洋商的庇護，因此更加驕橫狡猾不馴服。我常常遇到事端，在裁決時抑制他們。當時英國船在黃埔同百姓爭水，用鳥槍打死了人，我嚴厲告誡洋商，一定要得到兇犯。正要上船，那個罪犯當即拔刀自殺了。還有法蘭西國人打死民婦，我馬上抓獲了兇犯，依照成規用絞刑處死抵罪。道光初，英國有保護商船的軍艦，在伶仃山用槍打死了兩個當地人。我告誡洋商向英國商行的經理勒取兇手。商行經理詭辯說只能管貿易事務，軍艦有頭領，職責范圍差距較大，他的命令不能行使到那里。我于是下令傳喚軍艦首領。首領又詭辯說英國人也有好多被當地人打成重傷快要死的，打算相互抵消。我識破了他的詭詐，向英國經理傳達命令，如果不交出兇手，就封艙停止貿易。英國經理又說實在不能交出兇手，無可奈何，情愿停止貿易。當時軍艦已狡猾地逃避到大海上。將近一個月，我堅持得更堅決。英國經理就率領所有外國人都走下黃埔大船，稟告說沒有辦法，只好全部回國，不做買賣。我發布文告，說：“你們愿意回國就回國，我們國家并不看重你們這些人的商稅。于是英國大貨船二十余艘，樹起桅桿掛起船帆，作出要駛出港口的架勢。卻仍向上稟告說：“大人既然允許回國，為什么炮臺上又架著大炮?”我又發布文告，說虎門炮臺原本是多年來常設，并不是現在等待你們出港時準備予以轟擊。而且我天朝待人非常公正，那有答應你們回國又干追擊的事情?于是各船不得已而出了港口。卻又游弋停泊在外海校椅灣很久，而他們的軍艦就真的遠逃了。沒多久，英國經理又稟告說，軍艦不知什么時候遠逃，我們實在慚愧無能。大人如果準許入港貿易，當然是恩典，不然就只好回國等等。而洋商也代替他們稟求，并且要求英國經理寄報告回國，報告國王知道，下次貨船來廣東，一定將兇犯縛來，才準許進入港口，否則不準。英國經理也這樣請求，我才答應。直到道光三年(1823)春，才正常開艙貿易。這件事發生在冬末春初，凡是外國商人等都恐懼不安，散布說關稅必然因為這件事急劇減少，并且擔心另外滋生事端。城中各位官員也有代為求情的。我一人竭力堅持。認為國家的體面為重，商稅為輕，索要兇犯理由充足，絕對不能受英國人欺蒙威脅。開命令他們以后軍艦不能再來，軍艦不是保護商貿，恰恰有害于商貿等。到道光四、五年商船來廣東，報告說以前那艘犯罪的軍艦不敢回國，確實不知道向何處逃散，沒有辦法尋找捕獲。而道光四、五、六年間這種軍艦也確實不再來了。我對人們說，這就是所說的對待欺詐者的方法。自從我離開廣東后，軍艦又來了，學生盧厚山也仿效我的想法去做。當時有圣旨褒獎說：“輕視戲弄就懲罰他，服從的就放了他，還算符合處理事端的方針，不丟國家的面子。”聽說這以后林則徐總督也堅持這種方式，但情況很快有了差異，為此只有感嘆而已。

到十九世紀，人類文明所孕育出的一種強大力量已經凌駕在人類社會之上，開始影響整個世界歷史的發展進程，這種力量就是已進入工業時代的資本主義。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說：“資產階級，由于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于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

但是，對于中國來說，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廉價商品的傾銷，是到1840年鴉片戰爭英國炮艦轟開了中國國門以后的事情。在此之前，西方國家對我國財富的侵奪，是通過鴉片的悄悄輸入來進行的。因為如果沒有鴉片的走私，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同中國的貿易就無法保持平衡。挖空心思攫取利潤的西方資本主義商人最終還是在中國發現了獨特的市場，于是逐漸拉開了同中國貿易的巨大逆差。

《英夷》中阮云臺做兩廣總督時，就是在中國行政當局還沒有決意阻斷這種特殊的資本循環模式，一切還都在無聲無息，按部就班進行著，這樣一種大背景下施展手腕與威嚴的。

身為大清王朝的高級官員，把維護國家的尊嚴作為其施政的核心，這是正確的。這國體問題，用現在的話講，就包含國家主權的意思在里面。現代每一個民族國家都擁有其主權。主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這已成為國際交往中各國堅持的一條重要的基本原則。外國商人來華貿易，理應尊從中國的法律，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阮云臺堅持這樣做，一方面是盡了朝廷命官的責任，另一方面也是愛國主義的表現。

但是，由于中國當時的封閉、夜郎自大，對西方列強的缺乏了解，他同他那一時代的眾多官僚一樣，在維護國家主權方面，其能力和技巧是有限的。外國商人在兵艦的保護下，有備而來，尋釁滋事，是對中國主權的一種公然挑戰，也是一種試探中國虛實的手段。在中英圍繞交出兇犯的沖突斗爭中，中國方面所掌握的王牌僅只是因不需要外國的商品，而不怕停止貿易，再加上防御性的海岸炮對近海目標的一般抵御攻擊能力。而敵方一旦逃出近海，因為沒有強大的遠洋艦隊，中國就沒有統治權和主權可言了。因此，英國軍艦在滋事之后逃向外海，阮云臺就只有以封艙停止貿易相威脅了。至于英國人以后連續編織的謊言，簡直是荒謬到了極點，但阮云臺卻不知是真的信以為真，還是只好睜只眼閉只眼，在被英國人撒了一圈大謊之后，最后還是同意他們入港貿易了。這樣的結果，雖然在表現上形式上他們也尊重了中國官員的意見和面子，但沖突的實質性問題——交出兇犯卻并沒有實現，所謂“玩則懲之”，也不過自以為如此罷了。外商“名為恭順，實全無恭順之心”，卻是實實在在的。

但是，云臺老先生的局限卻并不僅僅是他個人的缺陷，而是當時整個民族的一種缺陷，在其同代人中，他還稱是優秀之輩。從他身上，我們也看到了中國晚清時期倍受列強欺凌的某種必然，從而也倍加使我們認識到，中國永遠不要閉關鎖國，永遠要掌握世界變化情況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