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已進入中國封建社會的末期。這一時期的文學的總的特點是：詩詞古文等傳統的舊體文學已經衰微，而小說，特別是白話長篇小說，經宋元兩代的長期孕育，開始蓬勃地發展起來，不論在思想內容上，還是在藝術技巧上，都有很大提高，成為明代文學的主要成就。

封建經濟的高度發展，對這一時期的文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明初的三十幾年中，不僅元末戰亂中被破壞的農業得以恢復，手工業和城市經濟也迅速地發展起來。中葉以后，某些手工業已具備工場手工業的規模，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城市經濟的發展，使得市民階層進一步壯大起來。在市民階層生活和思想的影響下，通俗的市民文學，小說、戲曲便迅速地發展起來了。由于明代已進入我國封建社會的末期，封建社會所固有的各種矛盾都充分地顯露出來了。不僅民族矛盾依然存在，西北有瓦剌部族的侵襲，東南有倭寇的騷擾，面臨嚴重的外患。同時階級矛盾與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也異常尖銳。明代皇帝的荒淫無恥與腐化墮落在我國歷史上是空前的。或好貨成癖，對百姓大肆搜刮；或崇信道教，妄想長生，經年不朝。多年以來，或宦官專權，或權奸當政，政治日益敗壞，以至引起黨爭。如反嚴嵩父子的斗爭，東林黨與閹黨的斗爭等等。這些雖然是統治階級內部的斗爭，也不能不給文學以深刻的影響，成為文學作品一種進步的內容。統治階級對人民敲骨吸髓的壓榨、剝削，必然地要引起人民的反抗斗爭。中葉以后，農民起義便沒有間斷過。此外還有流民暴動、士兵的嘩變、市民的斗爭……這正是《西游記》等杰作產生的社會基礎。明代統治者為加強思想統治，大力提倡程朱理學，還采取了以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毒害了人們的思想，扼殺了人才。因之從它產生的那天起，就有一些有識之士、進步的文學家起來反對。一些文人為了功名利祿，陷入八股的泥淖，這也是明代古詩文詞不振的原因之一。因此，反科舉，反八股就成為明代一些優秀的小說、戲曲反封建的進步主題之一。在明代后期，在新興經濟與市民思想的影響下，產生了王陽明的心學。這是一種富有積極精神，反傳統、追求個性解放的哲學思想。它雖然也是唯心的，卻動搖了程朱理學的統治。發展到泰州學派，即王學左派則更為激烈、大膽，對專制政權、封建禮教、儒家舊說等等作了嚴厲的批判。反映在文學上則反擬古，反舊的傳統，重視小說戲曲的價值，促進了文學的發展。

就詩文創作而言，明初的作家由于身歷元末的動亂，接觸到社會現實尖銳的階級、民族矛盾，因此能寫出一些富有社會內容的作品。加之他們又企圖以新的風格來挽回元代纖弱的文風，所以明初宋濂、劉基、高啟等人的詩文作品獲得了一定的成就。從永樂到成化的幾十年中，社會政治較為安定，文壇則由“三楊”(即楊士奇、楊榮、楊溥)為領袖的“臺閣體”所充斥，內容是粉飾現實，阿諛奉迎，形式則平庸呆板，毫無生氣。由于三楊都是當時的“臺閣重臣”，這種“臺閣體”詩文得到了統治階級的推崇和提倡，所以幾十年間在文壇上的影響很大。當然也有的作家不為其所困，獨樹一幟，在詩文創作中表現出自己的風格與特色。如民族英雄于謙，就是具有這樣特點的一位愛國詩人。此后，在成化、弘治年間，又有李東陽為代表的茶陵詩派。自稱宗法杜甫，實則不過追求聲調格律，他的文學觀點對前后七子有明顯的影響。由于他以臺閣大臣的地位主持文壇，聲望卓著，所以在明代前期的文壇上也有一定的影響。弘治年間，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包括徐禎卿、邊貢、王廷相、康海、王九思的“前七子”，打起了復古的旗號，提出“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口號，形成了聲勢浩大的文學運動，很快便奪取了“臺閣體”一派在文壇上的統治地位。到嘉靖中，以李攀龍、王世貞為首，包括宗臣、徐中行、吳國倫、梁有譽、謝榛等人的“后七子”又繼之而起，把這場文學上的復古運動推向一個新的高潮。在反對臺閣體這一點上，前后七子的復古運動是有一定進步意義的。但他們的理論是明顯的復古倒退，以模擬來代替創作，所以他們對文學的發展實質上并未起到促進的作用。針對前后七子的弊病，嘉靖年間的王慎中、唐順之，和以后的茅坤、歸有光等人起來加以矯正。他們也主張學習古人，但反對模擬，主張學習唐宋古文，學習韓柳歐曾，提倡“自為其言”，“言據胸臆，信手寫出”，被人稱為“唐宋派”。茅坤編選的《唐宋八大家文鈔》對當時和后世的影響都很大。歸有光在散文方面的成就尤為突出。萬歷年間，繼續起來猛烈反對前后七子的擬古主義的，有以湖北公安人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為代表的“公安派”。他們認為文學是順應時代的發展而發展的，不同時代的文學有不同的特點，不應盲目崇古，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認為好的詩文都是“任性而發”，“一一從胸中流出”。他們的文學觀點雖然也是唯心的，在當時卻起了反復古、反道學的進步作用。他們的作品語言流暢清新，感情真摯，缺點是局限于描寫自然景物、身邊瑣事，缺乏深厚的社會意義，因而成就不大。與公安派同時，還有以鐘惺、譚元春為代表的竟陵派。他們雖然也反對前后七子的復古，擬古，主張抒寫性靈，但卻認為公安派的作品淺薄、俚率，所以想用形式上的險僻和“幽深孤峭”的風格來糾正它，結果是把詩文創作引向一個更為狹窄的小路。晚明產生了大量的小品散文，在風格上不同于傳統的“載道”散文，給人以清新之感，最有成就的作家是張岱。明末，由于民族矛盾的加劇，作家們不可避免地參加了當時的抗清斗爭，出現了一些愛國文社，如以“婁東二張”(張溥、張采)為首的復社和以陳子龍等人為首的幾社。同時也出現了許多憂國憂民的抗清志士、愛國作家。他們的作品豪放悲壯，慷慨激昂，表現了崇高的民族氣節。代表作家有陳子龍、夏完淳等。

就戲劇創作來說，明初的劇壇是被宮廷劇作家所壟斷。朱權、朱有燉等創作了大量歌功頌德、粉飾現實的作品，使雜劇脫離現實，逐漸僵化，成為統治階級享樂的工具。傳奇則宣揚封建道德的傾向日益嚴重，出現了所謂“以時文為南曲”的逆流，如丘浚的《五倫全備記》。中葉以后，戲曲創作出現了繁榮的局面。雜劇出現了康海的《中山狼》、王九思的《杜甫游春》和徐渭的《四聲猿》等。特別是《四聲猿》，它通過歷史題材，揭露了當時社會的丑惡，肯定了婦女的才智，批判了封建禮教。同時對雜劇的形式也有所革新，代表了明代雜劇創作的成就。傳奇出現了李開先的《寶劍記》、梁辰魚的《浣紗記》和無名氏的《鳴鳳記》等所謂“三大傳奇”。這些作品通過忠奸斗爭的描寫，直接或間接地反映了當時尖銳的政治斗爭。明代后期出現了我國杰出的傳奇作家湯顯祖。他的代表作《牡丹亭》深刻地批判了封建禮教，歌頌了禮教叛逆者為追求愛情幸福所作的不屈不撓的斗爭，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要求個性解放的時代精神，是我國戲劇史上最優秀的浪漫主義作品之一。同時也出現了以湯顯祖為代表的臨川派和以沈璟為首的吳江派之爭。爭論的焦點，集中在戲曲音韻格律上，實質則是重視內容還是重視形式的問題。這是我國戲曲史上第一次派別之爭，對我國戲曲的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

和詩文、戲曲相比，明代的小說獲得了更為突出的成就。明初，施耐庵和羅貫中親身經歷了元末的農民大起義，豐富了他們的生活和斗爭經驗，在長期流傳的三國、水滸故事和有關話本、雜劇的基礎上，寫成了優秀的長篇章回體小說《三國志通俗演義》和《水滸傳》。這兩部作品，是我國古代小說成熟的標志，可以說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這時產生的傳奇小說瞿佑的《剪燈新話》和李楨的《剪燈余話》，承套唐宋，雖然價值不高，卻給后來的傳奇和擬話本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成為唐宋傳奇小說到《聊齋志異》之間的橋梁。嘉靖、萬歷間，吳承恩在長期流傳的民間傳說故事的基礎上，加工創造寫成了長篇神魔小說《西游記》。它以積極浪漫主義的創作方法，開拓了古代小說創作的新領域，豐富了我國的文學寶庫。繼之，出現了長篇小說《金瓶梅》。雖然它有嚴重的自然主義傾向，有露骨的色情描寫，思想內容上有很大缺欠，但它較為全面地反映了明代中葉統治階級淫靡腐朽的生活和他們的種種罪惡，有著很大的認識價值。而且它是我國第一部文人獨立創作的長篇小說，也是我國第一部以家庭生活為題材的小說，在我國小說史上自有其重要的地位。此后，長篇小說的創作形成了繁榮的局面。有馮夢龍的《新列國志》等歷史演義小說，《北宋志傳》等英雄傳奇小說和許仲琳的《封神演義》等神魔小說。這些小說和上述的杰作相比，不但思想內容復雜，消極落后的東西比較多，藝術上也比較粗糙。明中葉以后還出現了大量的擬話本，這是模擬宋元話本形式創作的白話短篇小說。這些小說反映了明代市民階層的生活和思想。代表作品有馮夢龍編著的“三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喻世明言》)和凌濛初的“二拍”(《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三言”代表了明代短篇白話小說的成就。明代的散曲也在元代散曲的基礎上有所發展。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是南方的王磐、陳鐸和北方的馮惟敏。此外，明代也是民歌繁榮、興盛的時代，出現了搜集、整理民歌的新現象。如馮夢龍編輯的《山歌》、《掛枝兒》就有比較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