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筆意縱橫。

今人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后生。

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

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于漢魏近風騷”；

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都見爾曹。

才力應難跨數公，凡今誰是出群雄。

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

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

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后塵。

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

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

〔注〕　龍文虎脊：龍文、虎脊，都是毛色斑駁的駿馬，用以比喻瑰麗的詞采。歷塊過都：語本漢王褒《圣主得賢臣頌》：“過都越國，蹶如歷塊。”呂延濟注：“言過都國，急如行一小塊之間。”這里略變其意，是說歷田野，過城市，指長距離的奔馳。(“塊”，可作土地解。《莊子·齊物論》：“大塊噫氣，其名為風。”)“見爾曹”，意謂相形之下，就能見出高低。晉郭璞《游仙詩》：“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或看翡翠蘭苕上”，語即本此。

清人李重華在《貞一齋詩話》里有段評論杜甫絕句詩的話：

七絕乃唐人樂章，工者最多。……李白、王昌齡后，當以劉夢得為最。緣落筆朦朧縹緲，其來無端，其去無際故也。杜老七絕欲與諸家分道揚鑣，故爾別開異徑。獨其情懷，最得詩人雅趣。

他說杜甫“別開異徑”，在盛唐七絕中走出一條新路子，這是熟讀杜甫絕句的人都能感覺到的。除了極少數篇章如《贈花卿》、《江南逢李龜年》等外，他的七絕確是與眾不同。

首先，從內容方面擴展了絕句的領域。一切題材，感時議政，談藝論文，記述身邊瑣事，凡能表現于其他詩體的，他同樣用來寫入絕句小詩。

其次，與之相聯系的，這類絕句詩在藝術上，它不是朦朧縹緲，以韻致見長之作，也缺乏被諸管弦的唱嘆之音。它所獨開的勝境，乃在于觸機成趣，妙緒紛披，讀之情味盎然，有如圍爐閑話，剪燭論心；無論感喟歔欷，或者嬉笑怒罵，都能給人以親切、真率、懇摯之感，使人如見其人，如聞其聲。樸質而雅健的獨特風格，是耐人咀嚼不盡的。

《戲為六絕句》就是杜甫這類絕句詩標本之一。

以詩論詩，最常見的形式是論詩絕句。它，每首可談一個問題；把許多首連綴成組詩，又可見出完整的藝術見解。在我國詩歌理論遺產中，有不少著名的論詩絕句，而最早出現、最有影響的則是杜甫的《戲為六絕句》。

《戲為六絕句》作于上元二年(761)，前三首評論作家，后三首揭示論詩宗旨。其精神前后貫通，互相聯系，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

《戲為六絕句》第一首論庾信。杜甫在《春日憶李白》里曾說，“清新庾開府”。此詩中指出庾信后期文章(兼指詩、賦)，風格更加成熟：“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筆意縱橫。”健筆凌云，縱橫開闔，不僅以“清新”見長。唐代的“今人”，指手畫腳，嗤笑指點庾信，適足以說明他們的無知。因而“前賢畏后生”，也只是諷刺的反話罷了。

第二、三首論初唐四杰。初唐詩文，尚未完全擺脫六朝藻繪余習。第二首中，“輕薄為文”，是時人譏哂“四杰”之辭。史炳《杜詩瑣證》解此詩云：“言四子文體，自是當時風尚，乃嗤其輕薄者至今未休。曾不知爾曹身名俱滅，而四子之文不廢，如江河萬古長流。”

第三首，“縱使”是杜甫的口氣，“盧王操翰墨，劣于漢魏近風騷”則是時人哂笑四杰的話(詩中“盧王”，即概指四杰)。杜甫引用了他們的話而加以駁斥，所以后兩句才有這樣的轉折。意謂即便如此，但四杰能以縱橫的才氣，駕馭“龍文虎脊”般瑰麗的文辭，他們的作品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

這三首詩的用意很明顯：第一首說，觀人必觀其全，不能只看到一個方面，而忽視了另一方面。第二首說，評價作家，不能脫離其時代的條件。第三首指出，作家的成就雖有大小高下之分，但各有特色，互不相掩。我們應該恰如其分地給以評價，要善于從不同的角度向前人學習。

這些觀點，無疑是正確的。但這三首詩的意義，遠不止這些。

魏、晉六朝是我國文學由質樸趨向華彩的轉變階段。麗辭與聲律，在這一時期得到急劇的發展，詩人們對詩歌形式及其語言技巧的探求，取得了很大的成績。而這，則為唐代詩歌的全面繁榮創造了條件。然而從另一方面看來，六朝文學又有重形式、輕內容的不良傾向，特別到了齊、梁宮體出現之后，詩風就更淫靡萎弱了。

因此，唐代詩論家對六朝文學的接受與批判，是個極為艱巨而復雜的課題。

當齊、梁余風還統治著初唐詩壇的時候，陳子昂首先提出復古的主張，李白繼起，完成了廓清摧陷之功。“務華去實”的風氣扭轉了，而一些胸無定見、以耳代目的“后生”、“爾曹”之輩卻又走向“好古遺近”的另一極端，他們尋聲逐影，竟要全盤否定六朝文學，并把攻擊的目標指向庾信和初唐四杰。

庾信總結了六朝文學的成就，特別是他那句式整齊、音律諧和的詩歌以及用詩的語言寫的抒情小賦，對唐代的律詩、樂府歌行和駢體文，都起有直接的先導作用。在唐人的心目中，他是最有代表性的近代作家，因而是非毀譽也就容易集中到他的身上。至于初唐四杰，雖不滿于以“綺錯婉媚為本”的“上官體”，但他們主要的貢獻，則是在于對六朝藝術技巧的繼承和發展，今體詩體制的建立和鞏固。而這，也就成了“好古遺近”者所謂“劣于漢魏近風騷”的攻擊的口實。

如何評價庾信和四杰，是當時詩壇上論爭的焦點所在。杜甫抓住了這一焦點，在《戲為六絕句》的后三首里正面說了自己的看法。

“不薄今人愛古人”中的“今人”，指的是庾信、四杰等近代作家。杜甫之所以愛古而不薄今，是從“清詞麗句必為鄰”出發的。“為鄰”，即引為同調之意。在杜甫看來，詩歌是語言的藝術，“清詞麗句”不可廢而不講。更何況庾信、四杰除了“清詞麗句”而外，尚有“凌云健筆”、“龍文虎脊”的一面，因此他主張兼收并蓄：力崇古調，兼取新聲，古、今體詩并行不廢。“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當從這個意義上去理解。

但是，僅僅學習六朝，一味追求“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晉郭璞《游仙詩》)一類的“清詞麗句”，雖也能賞心悅目，但風格畢竟柔媚而淺薄；要想超越前人，必須恢宏氣度，縱其才力之所至，才能掣鯨魚于碧海；于嚴整體格之中，見氣韻飛動之妙；不為篇幅所窘，不被聲律所限，從容于法度之中，而神明于規矩之外。要想達到這種藝術境界，杜甫認為只有“竊攀屈宋”。因為《楚辭》的驚采絕艷，是千古詩人的不祧之祖；由六朝而上追屈、宋，才能如南朝梁劉勰所說“酌奇而不失其真，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咳唾可以窮文致”(《文心雕龍·辨騷》)，不至于沿流失源，墮入齊、梁輕浮側艷的后塵了。

杜甫對六朝文學既要繼承，也要批判的思想，集中表現在“別裁偽體”、“轉益多師”上。

《戲為六絕句》的最后一首，前人說法不一。這里的“前賢”，系泛指前代有成就的作家(包括庾信、四杰)。“遞相祖述”，意謂因襲成風。“遞相祖述”是“未及前賢”的根本原因。“偽體”之偽，癥結在于以模擬代替創造。真偽相混，則偽可亂真，所以要加以“別裁”。創造和因襲，是杜甫區別真、偽的分界線。只有充分發揮創造力，才能直抒襟抱，自寫性情，寫出真的文學作品。庾信之“健筆凌云”，四杰之“江河萬古”，乃在于此。反之，拾人牙慧，傍人門戶，必然是沒有生命力的。堆砌詞藻，步齊、梁之后塵，固然是偽體；而高談漢、魏的優孟衣冠，又何嘗不是偽體？在杜甫的心目中，只有真、偽的區別，并無古、今的成見。

“別裁偽體”和“轉益多師”是一個問題的兩面。“別裁偽體”，強調創造；“轉益多師”，重在繼承。兩者的關系是辯證的。“轉益多師是汝師”即無所不師而無定師。這話有好幾層意思：無所不師，故能兼取眾長；無定師，不囿于一家，雖有所繼承、借鑒，但并不妨礙自己的創造性。此其一。只有在“別裁偽體”區別真偽的前提下，才能確定“師”誰，“師”什么，才能真正做到“轉益多師”。此其二。要做到無所不師而無定師，就必須善于從不同的角度學習別人的成就，在吸取的同時，也就有所揚棄。此其三。在既批判又繼承的基礎上，進行創造，熔古今于一爐而自鑄偉辭，這就是杜甫“轉益多師”、“別裁偽體”的精神所在。

《戲為六絕句》雖主要談藝術方面的問題，但和杜甫總的創作精神是分不開的。詩中“竊攀屈宋”、“親風雅”則是其創作的指導思想和論詩的宗旨。

這六首小詩，實質上是杜甫詩歌創作實踐經驗的總結，詩論的總綱；它所涉及的是關系到唐詩發展中一系列的重大理論問題。在這類小詩里發這樣的大議論，是前所未有的。詩人即事見義，如地涌泉，寓嚴正筆意于輕松幽默之中，娓娓而談，莊諧雜出。清李重華說杜甫七絕“別開異徑”(《貞一齋詩說》)，正在于此。明乎此，這詩之所以標為《戲為六絕句》，也就不煩辭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