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 謂爾不信。”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汝遷。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

矜此勞人!”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

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為此詩。

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詩經》有題有正文的詩共三百零五首。其中作者留名的只有五首，而《巷伯》為其中之一，彌足珍貴。作者寺人孟子的生卒年雖無從考證，但班固《漢書·古今人表》將他排列在周厲王(—857—842當國)時代。據此，這首詩可能是西周末厲王與幽王之世的產物。這一時間線索為研究《詩經》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資料。作者寺人孟子，寺人，在《周禮》中列為“內小臣”，它說：“寺(侍——筆者)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則此孟子顯然是一名被閹的主管宮女和坤宮戒令的宦官。詩題《巷伯》，巷，宮中之路;巷伯，官名。《左傳·襄公九年》：“令司宮、巷伯儆宮。”則巷伯與司宮同為宮中家事奴隸頭目，可能一管宮內事務，一管宮禁保衛。東漢衛宏在該詩小序中說，巷伯即奄(閹)宦，亦即詩末寺人。朱熹曰：“孟子其字也。”準上再結合詩中所抒牢騷，這位孟子可能是遭讒言陷害被處宮刑人格受辱后當上寺人的。故詩中以形象的比喻、強烈的感情、生動的描寫，揭示了進讒言小人的丑惡靈魂，卑鄙手段，陰暗心理，鬼蜮行為。詩人對這幫家伙恨之入骨，祈求蒼天給他們懲罰，并勸告執政者警惕卑劣的進讒者。詩深刻反映出當時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斗爭。由于作者接近了人民大眾的利益和理想，因而作品具有真實性與民主精神。又由于作者是一個受害者，所以大聲疾呼，一反“溫柔敦厚”的格調，因而在《詩經》同類作品中是比較奇特的。

詩共七章，第一章用比喻寫進讒者花言巧語，羅織正人的“罪名”。詩人說，紋彩交錯多么漂亮，好象貝殼的花紋織在錦上。那個說壞話陷害正人的人，手段狠毒不象樣。清代陳奐《詩毛氏傳疏》云：“喻讒人作己過以成于罪，猶如女工之集彩色以成錦文。”漢初毛亨《毛詩傳》也說，本章為起興，以“萋斐貝錦興彼譖人”。

第二章質問進讒者受誰主使?與誰密謀?詩人說，張著口來大又大，象簸箕星座南天掛，那個說壞話陷害正人的人，誰在主使他，他跟誰在謀劃?此章大概有所指，可惜失考。作者用形象的比喻，描繪譖人滿嘴胡言，血口噴人，并直截了當地追問其后臺。

第三章寫小人暗地里搗鬼，密謀陷害正人。詩人說，小人來來往往，嘁嘁喳喳，他們商量誣陷人家。還互相吩咐：“編造要謹慎，不能有漏洞，否則人家不相信你的話。”此章刻劃了這幫家伙密謀的丑態，鬼鬼祟祟的場面如在眼前。

第四章警告他們終將自食其果。詩人說，反反復復，嘰嘰呱呱，想盡辦法，編造假話。國王聽多了怎會不接受你們這伙小人的觀點呢?但是到頭來，情況會變化，害了你自家。對這一章，朱熹解說最明，“王為譖，則固將受汝，然好譖不已，則遇譖之禍，亦既遷而及汝矣。”但詩人的這種警告是沒有用的，因為獻讒者本性不會改。因而造成下章所寫是非顛倒，黑白混淆的后果。

第五章寫小人得勢，正人遭殃。詩人說，進讒言的人十分得意，被讒的人萬般憂愁。蒼天蒼天，你看看那些驕橫的得意的人，憐憫我們這些遭誣陷的人吧!此章進行對比描寫，并發出呼告，祈求老天爺主持公道。這就啟發讀者懂得當時政治混亂到極點，人間的帝王昏憒無能，不僅不同情被陷害者，相反信任陷害者，作者無計可施，只能向天帝呼吁，而天帝還不是虛無縹緲的?!真是求告無門，走投無路啊!

第六章說對讒言者必須嚴懲。詩人說，那些造謠生事的人，誰在替他出主意?抓住那些壞家伙，扔給豺虎填肚皮，豺狼也不愿意吃，扔到北方冰雪地，冰雪之地不接受，扔給老天去處置。這一章比較怪異，詩人因遭陷害受過最恥辱的宮刑，越想越氣，他要追究謠言的制造者，更要揪出幕后的指揮人，給豺虎活吞，讓冰雪埋葬，請老天去碎尸萬段!清代袁枚在《隨園詩話》中說，《巷伯》“不含蓄”。清末王闿運《湘綺樓說詩》則說，本詩“不含蓄”的表現方法是完全正確的，因為“聲罪伐謀，用不得一絲姑息”。詩人發出這種詛咒正是骨鯁在喉，一吐為快。在這里用得上馬雅柯夫斯基對諷刺詩人的要求：“話必須是尖銳的。”寺人孟子在極度悲憤中，顧不得什么“含蓄”，“溫柔敦厚”，大聲呼喊，才能象暴風雨般地打擊敵人，產生震天動地的聲音。因此這一章的技法是非常高明的。

第七章自述作者身份和寫作動機，提醒當政者吸取教訓。詩人說，楊園那邊一條路，侵入畝丘步步高。我是寺人叫孟子，流淚寫出這首詩。所有大人先生們，細心聽取這首詩，認真品味含義深!此章起兩句見物比興，從楊園小路橫暴地侵及畝丘，聯譖人者由近而加遠，從小而變大。接著大膽交代自己的姓名與身份。再說明寫作動機，正告掌權者再也不要輕信讒言。

這首詩反映了當時統治集團內部正與邪，善與惡的斗爭，表現了作者嫉惡如仇的戰斗精神。跟《相鼠》一樣，在《詩經》中屬于怪詩，因為它們的作者不符合儒家溫文爾雅的要求，跳出來痛罵，言辭激烈，酣暢淋漓。并且在怒罵中又顯示出技巧，說“君子”們比最壞的老鼠還要壞，說“譖言者”是連兇惡的豺虎也不屑一顧的臭東西，皆為激忿之言，成為“憤怒出詩人”名言的又一論據。

詩中應用起興手法，比喻，迭詞，摹狀，對比，呼告，驚警，反復等修辭格加強了詩的感染力，刻劃譖人者的奸詐靈魂，鬼蜮伎倆，嘁嘁喳喳的陰謀活動，繪聲繪色，揭露極為有力。衛宏《詩序》說：“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正”是維護正統的，“變”則是反正統的。《巷伯》屬于變小雅，證明衛宏看法的可取性。詩作者“為情造文”(《文心雕龍·情采》)，尖刻潑辣，諷刺性極強，對后代諷刺詩有很深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