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登飛來峰》--古詩描寫山的特點

引導語：王安石《登飛來峰》這首詩展現了登上高山之塔,極目遠眺,詩人不禁豪情滿懷,壯志凌云,似覺天地萬物都可盡收眼底，那么這首詩描寫了山的哪些特點呢?下面就是小編收集的相關的知識信息，歡迎大家閱讀了解。

登飛來峰

王安石

飛來峰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

【鑒賞】

這是一首登高覽勝之作.

起句寫飛來峰的地勢.飛來峰在浙江紹興城外寶林山上,而峰上更有千尋之塔,足見其高.此句極寫登臨之高險.

承句寫目極之遼遠.承句用典,《玄中記》云：“桃都山有大樹,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以此驗之,則“聞說雞鳴見日升”七字,不僅言其目極萬里,亦且言其聲聞遐邇,頗具氣勢.雖是鋪墊之筆,亦不可等閑視之,實景語中的高唱.且作者用事,深具匠心.如典故中“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本是“先日出,后天雞鳴”,但王安石不說“聞說日升聽雞鳴”,而說“聞說雞鳴見日升”,則是“先雞鳴,后日升”.詩人用事,常有點化,此固不能以強求平仄,或用事失誤目之,恐意有另指.

轉句“不畏”二字作峻語,氣勢奪人.“浮云遮望眼”,用典.據吳小如教授考證,西漢人常把浮云比喻奸邪小人,如《新語·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賢,猶浮云之障日也.”王句即用此意.他還有一首《讀史有感》的七律,頷聯云：“當時黯暗猶承誤,末俗紛紜更亂真.”欲成就大事業,最可怕者莫甚于“浮云遮目”、“末俗亂真”,而王安石以后推行新法,恰敗于此.詩人良苦用心,于此詩已見端倪.

結句用議論結合寫景,顯得非常自然.“身在最高層”拔高詩境,有高瞻遠矚的氣概.轉、結二句,絕妙情語,亦千古名句;作者點睛之筆,正在結語.若就情境說,語序應是“因為身在最高層,所以不畏浮云遮目”,但作者卻倒過來,先說果,后說因;一因一果的倒置,說明詩眼的轉換.這雖是作詩的常法,亦見出作者構思的精深.以"浮云"為喻,反映詩人對當時保守勢力的蔑視;"不畏"二字,道出.“身在最高層”的獨特感受.

【簡評】

山是高聳的,塔是高聳的`,山頂上的塔更是高高聳立的.飛來峰和它上面的寶塔總共多高?不知道.詩人只告訴我們,單是塔身就是八千多尺——這當然是夸張的說法.詩人還講了一個傳說：站在塔上,雞鳴五更天就可以看見海上日出.請想想飛來峰那聳云天的氣勢吧!

從全詩看,“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的胸襟境界,只有登上天外飛來的高峰才觸發得出;但無“聞說雞鳴見日升”作鋪墊,亦引不出此等胸襟境界.只有登上“飛來峰上千尋塔”,才能用見日出聞天雞的故實;也只有在天外飛來的高峰見日出聞天雞,才能導出不畏末俗亂真、站得高看得遠的膽識氣概.思緒條貫,勾連緊密;天衣無縫,一氣呵成;前后關照,渾然一體.

登上高山之塔,極目遠眺,詩人不禁豪情滿懷,壯志凌云,似覺天地萬物都可盡收眼底.“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與杜甫的“會當臨絕頂,一覽眾山小”有異曲同工之妙.

【作者介紹】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號半山，小字獾郎，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撫州臨川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他出生在一個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損之，曾為臨江軍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幾任州縣官。安石少好讀書，記憶力特強，從小受到較好的教育。慶歷二年(1042)登楊鎮榜進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點江東刑獄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詔安石知江寧府，旋召為翰林學士。熙寧二年(1069)提為參知政事，從熙寧三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寧九年罷相后，隱居，病死于江寧(今江蘇省南京市)鐘山，謚文。

王安石從小隨父宦游南北，對北宋中期隱伏的社會危機有所認識。在他進入仕途地方官吏時，能夠關心民生疾苦，多次上書建議興利除弊，減輕人民負擔。由于較長時期接觸了解社會現實，“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嘉佑三年(1058)《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系統地提出了變法主張，要求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抑帛大官僚地主的兼并和特權，推行富國強兵政策。在他任參知政事和宰相期間，取得神宗的支持，抓住“理財”和“整軍”兩大課題，積極推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方田均稅、免役、市易、保甲、保馬等新法，史稱“王安石變法”或“熙寧變法”。由于受到以司馬光為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集團的堅決反對，神宗后來也動搖、妥協，革新派內部又產生裂痕等，新法終被全部廢止。安石變法，雖然歸根結底是為加強皇權，鞏固封建地主統治地位，但在當時對生產力的發展和富國強兵，確曾起了推動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人民的負擔，在歷史上有其進步的意義。偉大革命導師列寧稱譽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改革家”(《列寧全集》第十卷第一五二頁)。為了給變法確立理論根據并反擊守舊派，王安石提出“天變不足畏”，“尚變者，天道也”，用“新故相除”的進化觀點駁斥了守舊派的“道不可變”的形而上學論調。同時又公然提出“祖宗不足法”，認為“祖宗之法，未必盡善，可革則革，不足循守”(《司馬溫公傳家集.學士院試李清臣等策目》)。在變法過程中，他更設置專局，使子芳及門人修撰《詩》、《書》、《周官》三經新義，對新政從理論上加以解釋與闡發，并通過政府力量作為學校誦習的定本，被稱為“新學”，直接或間接為推行新法服務。上述這些思想，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王安石不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時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學家。他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學創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系起來，強調文學的作用首先在于為社會服務。他反對西昆派楊億、劉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風，認為“所謂文者，務為有補于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縣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也。”(《上人書》)正因為安石以“務為有補于世”的“適用”觀點視為文學創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時弊、反映社會矛盾具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臨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簡練，奇崛峭拔，大都是書、表、記、序等體式的論說文，闡述政治見解與主張，為變法革新服務。這些文章針對時政或社會問題，觀點鮮明，分析深刻，長篇則橫鋪而不力單，短篇則紆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書》，是主張社會變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據對北宋王朝內外交困形勢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變法主張，表現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國之疵”的進步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