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朝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官庫中丟失了玉器，官吏們便對住在官庫附近的園林工人逐個審問。
　　
　　輪到一位名叫常明的人時，官吏還沒提問兩句，忽然發現常明的神色有些不對，臉色慘白，目光呆滯，嘴角抽搐了幾下，忽然發出一種只有稚嫩童子才能發出的聲音說：“玉器不是常明偷的，但人卻是他殺的，我就是那個被他殺死的人的冤魂！”
　　
　　官吏嚇壞了，兩旁的衙役也一片大亂，畢竟那是個每個人心上跑鬼神的年代，居然真的看到冤魂附體，都嘩然起來。主審官好不容易才穩定住局面，覺得這等詭案，自己這衙門萬萬辦理不了，于是立刻移送刑部。
　　
　　刑部委任紀容舒、余文儀為主審官，對那個身是常明、魂不知名的人進行了審理。
　　
　　那人繼續用稚嫩童子的聲調，講述了一件恐怖離奇的兇殺案：
　　
　　“我名叫二格，今年十四歲，家住在海淀，父親名叫李星望。去年的正月十五上元節，我去街上觀花燈，路遇鄰居常明，他跟我一同玩樂。夜深人靜的時候相伴回家，在路上，常明突然開始調戲我，并對我動手動腳的，我一邊抗拒，一邊叱罵他，并告訴他回到家要把他對我做的事情告訴我父親。常明一聽，頓時目露兇光，把我拖到一個僻靜的小巷子里，用衣帶將我勒死，埋在河岸下面。父親找不到我，十分著急，打聽到觀花燈時常明曾經與我在一起，懷疑是常明把我綁架藏起來了，就向巡城御史告狀，連刑部都驚動了，派出人仔細查訪，卻沒有結果，只好以缺乏證據、無法找到真兇來擱置此案，兩位大人請替我申冤報仇啊！”
　　
　　說著那人啼哭起來，哭聲依舊是個沒開嗓的童子音。
　　
　　主審官紀容舒依然不敢相信，想了一想厲聲問道：“你先不要哭泣，倘若所言不虛，本官自然為你做主，既然是去年的案子，那么你為什么這么久才來告狀呢？”
　　
　　那個童音回道：“大人明鑒，我含冤在身，無處投胎，變成了孤魂野鬼，便日日跟著常明，想附在他身上，然后投奔衙門告狀，但每次到離他四五尺的地方，就覺得熾熱得好像烈焰燒烤一般，不得接近，后來熱量稍微減輕了一些，我能接近他二三尺左右了，慢慢地又漸近到一尺左右……昨天突然發現他身上熱力全消，又趕巧衙門審玉器失蹤的案子，他自己站在公堂前，我正好附身于他。”
　　
　　主審官余文儀還是不敢相信，問道：“那你還記得去年你被害后，刑部提審常明的日期嗎？”
　　
　　那人立刻說出了一個日期，一查，果然時間吻合。
　　
　　這一下，不相信也不行了，兩位主審官問其尸骸所葬何處。
　　
　　那人便準確地說出了在河岸的第幾棵柳樹旁，派了衙役去挖掘，果然發現了一個少年的尸體，尸身還沒有完全腐爛，讓二格的父親李星望去辨識，李星望悲慟地哭泣：“我的兒子啊！”
　　
　　二
　　
　　此案轟動京城，很多看熱鬧的人都去河岸邊看“犯罪現場”，指著那個挖出二格尸體的尸坑吐沫星子橫飛。而在朝堂上，也引起軒然大波，雖然過程很奇幻，但結果經過驗證都是真實的。
　　
　　官府的審理還在繼續，受審者也依然處于一種極端不正常的狀態，審訊時叫他常明，這個人就清醒了，說話跟常明一致；叫他二格，這個人好像昏醉了，說話變成了稚嫩的童音。最神奇的是，還出現了兩種聲音互相辯論的情狀。
　　
　　雖然這個人到底是常明還是二格是一個謎，但常明謀殺二格一事，確屬無疑。
　　
　　刑部以實情上奏乾隆皇帝，乾隆下令依法處死人犯。
　　
　　諭旨下達的那一天，那人身上二格的靈魂十分高興，二格生前是個走街串巷賣年糕的小哥，竟高唱起賣糕時的吆喝聲來，他的父親聽了放聲大哭。冤魂說：“父親保重，我去也！”從此，便仿佛脫離了常明的身體一般，從此再問常明，不再發出二格的童音。
　　
　　三
　　
　　此案之詭奇，就是今天聽了也不免令人瞠目。
　　
　　那么，真的有冤魂附體嗎？
　　
　　事實上，這一案件與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聽到的“鬼上身”，是同一性質，醫學上叫“癔癥性附體狀態”，表現為一個人突然改變了性格特征，在語言、姿態、聲音上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現代醫學對此已經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癔癥性附體狀態與幻覺是同樣普遍的精神異常，根本原因是潛意識的爆發性表達，患者往往因為長期和巨大的心理壓力，而有強烈的潛在訴求，但在日常生活中傾訴無門，長期的壓抑和扭曲，導致一旦遇到某個突發事件，而這一事件又恰好是加在患者沉重心頭上的“最后一根稻草”時，疾病就會發作。
　　
　　比如乾隆年間的這起“冤魂附身奇案”，就是作案人因為殺害了一個無辜的少年，而長期背負沉重的心理負擔和精神壓力，總懷疑受害者的冤魂圍繞在自己的周圍，因此，一年后，當內務府審訊一樁古玩失竊案時，他誤以為東窗事發，再也撐不住了，用受害者的聲音和舉止講出了自己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