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多芬式的故事
　　
　　失敗是從小拇指尖入侵人生的。早上例行練琴，鋼琴家萊昂·弗萊舍發現，自己的右手小拇指懶洋洋地趴在白鍵上不肯使勁兒。它不疼，也沒有傷口，只是指尖稍稍有點麻木，彈不出標準音。沒過多久，右手無名指也跟著偷懶，像躲在戰壕里不愿沖鋒的逃兵，蜷縮成一個圈，不肯叩響琴鍵。
　　
　　鋼琴家生氣了。那是1964年，36歲的弗萊舍即將迎來自己鋼琴生涯的20周年紀念，他有整整一年的巡演計劃。換作其他人也許會停下來休息，但他是一個苛刻的完美主義者，他開始了更高強度的練習。
　　
　　這是他從4歲就開始的生活。小時候，媽媽告訴他，他的人生必須在兩條道路里選一條：要么做第一個猶太裔的美國總統，要么做一流的鋼琴家。于是，歷史見證了一個天才鋼琴家的誕生。8歲，他就開始公開演出，讓不接受16歲以下學生的鋼琴大師阿圖爾·施納貝爾為他破例，親自教他演奏。16歲，他和皮埃爾·蒙特指揮的紐約愛樂樂團合作，登上卡內基音樂廳，演奏勃拉姆斯的《第一鋼琴協奏曲》。這是鋼琴世界里最難演奏的曲目之一，但弗萊舍完美地呈現了它，這為他贏得無數贊譽。
　　
　　在古典音樂世界，弗萊舍的人生被視為“完美的延續”。他的鋼琴老師是阿圖爾·施納貝爾，施納貝爾的老師是萊謝蒂茨基，車爾尼是這個圖譜再往上一代的鋼琴老師，而教車爾尼彈琴的人，就是貝多芬。有時候，弗萊舍被稱為“第四代的貝多芬”，在很長時間里，人們相信，他的人生是一個貝多芬式的故事，從天才走向偉大。
　　
　　弗萊舍將自己的青年時代全部投入到這條繼承偉大的道路上，他有天賦，同時也異常勤奮。在鋼琴的世界里，一個又一個偉大的演奏家都是通過一生的刻苦練習才把音樂推向頂峰的。
　　
　　在自我苛求的練習下，完美一路延續，直到失敗侵入小拇指。36歲那年冬天，醫生告訴他，右手并不是在偷懶，他得了肌張力障礙癥。這是一種骨骼肌張力的病理性改變，可能是遺傳，可能是疲勞，可能是過度練習后的神經緊張，肌肉沒有辦法按照神經指示活動。這種病基本上是無藥可治的，要么接受，要么等待一個奇跡。
　　
　　在生病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他假裝自己沒有生病，事實上，普通人也很難看得出來。他依然能夠正常吃飯，正常旅行，手指并不疼，也看不到傷疤。這個病不影響生活，更不危及生命，卻是一個鋼琴家的職業災難。每當他彈鋼琴的時候，懂行的人就會意識到，這個一貫追求完美的鋼琴家無法控制手指，右手總是不自覺地彈錯音。
　　
　　那段時間，他演出的時候會躲開樂團其他人，一個人住在破破爛爛的汽車旅館，進了房間就將所有的窗簾拉上，把自己蒙在被子里，在黑暗中催眠自己——明天就好了。
　　
　　直到演出季的中段，指揮不得不告訴他，他不能繼續參與巡回演出。他最喜歡的勃拉姆斯的《第一鋼琴協奏曲》，必須換另一位鋼琴家來彈了。
　　
　　在此之后的弗萊舍，變得越來越像失聰后的貝多芬。貝多芬在1801年意識到自己的聽覺越來越差，他完全拒絕接受這個現實，躲開所有的社交活動，參加管弦樂團演出時坐得非常近，假裝自己聽得到。他對所有人發脾氣，在長達6年的時間里，貝多芬身邊的每個人都活得小心翼翼。
　　
　　弗萊舍也一樣，他想過自殺，開始酗酒，跟妻子離婚，把自己關在家里，留起長頭發，沒有人敢詢問他右手的事。他盲目地嘗試一切辦法，相信過巫師，扎過針灸，做過電擊治療，還嘗試了牽引手術……連著名指揮家伯恩斯坦都為他著急，往他右手心里倒蘇格蘭威士忌——他們期盼著，這樣就能恢復力量。
　　
　　讓音樂爆炸
　　
　　在失去右手力量的半個多世紀里，弗萊舍渴望過貝多芬身上的奇跡。晚年的貝多芬失聰，但他的傳世之作交響曲《英雄》正是在失聰后創作出來的，這是音樂史上的奇跡。
　　
　　古典音樂里有一小部分專門為左手鋼琴演奏者譜寫的曲目，雖然數量很少，但也不乏杰作。奧地利鋼琴家保羅·維特根斯坦在“一戰”中失去了右臂，只能用左手演奏，法國作曲家拉威爾特意為他譜寫了《左手鋼琴協奏曲》。
　　
　　起初，弗萊舍拒絕練習這些左手曲目，直到為了演出不得不選擇曲目，他才勉強演奏了《左手鋼琴協奏曲》。他堅持尋找新的治療方法，哪怕是偏方。堅持到第17年的時候，他終于見到了曙光，他的右手在一次肌肉治療后恢復了力量。他把醫生帶去了醫院附近的小教堂，在那里用雙手演奏了巴赫頗為歡樂的曲子《耶穌，世人仰望的喜悅》，大家都承認，他的右手真的回來了。他興奮地打電話告訴最親近的人，通知跟自己合作的指揮家，他要舉辦回歸演奏會。
　　
　　電視臺組織了現場直播，弗萊舍要在波士頓交響樂團1982年新落成的音樂廳，舉行盛大的回歸演出。
　　
　　音樂會開始前，弗萊舍跟自己起誓，這輩子再也不彈拉威爾的《左手鋼琴協奏曲》了，他已經彈夠了。在回歸當天的音樂會上，他要彈貝多芬的《G大調第四鋼琴協奏曲》，等徹底恢復后，他要重彈勃拉姆斯的《第一鋼琴協奏曲》。
　　
　　然而，小拇指尖的麻木在正式彩排前又回來了。它依然不疼，也沒有傷疤，但手指蜷縮在一起，再次失去知覺。正式演出前，親人們從世界各地飛回來看望他，不知情的人們緊緊抱住他，祝他演出順利。弗萊舍笑著接納了這些善意，然后回到后臺，把自己反鎖在指揮休息室對面的衛生間里，打開水龍頭，放聲大哭。
　　
　　音樂會必須繼續，所有人的期望都已經被推上了頂峰。他必須在所有人面前表演一場英雄的回歸，哪怕這是偽裝的回歸。
　　
　　整個晚上，他都在竭力掙扎，想盡辦法讓無力的右手敲擊琴鍵。演出末了，他必須返場演奏安可曲，肖邦的《夜曲Op。27》，這是母親最喜歡的，一首令人心碎的憂郁旋律。“我強迫手指一次次撞擊著琴鍵，像眼淚一滴滴掉下來……這真是最糟糕的玩笑，所有人都聽哭了，他們因感動而哭，急著祝賀我的回歸，而只有我知道，這場回歸不屬于我。”
　　
　　失敗的回歸音樂會后，人們一度很難再見到弗萊舍。那段時間的照片里，他總是把自己的右手擋住，藏在背后，或是用左手遮住。后來，他突然不再遮住右手，也愿意再次彈拉威爾的《左手鋼琴協奏曲》，仔細觀察還會發現，他的演奏變得不一樣了。能使用雙手的鋼琴家，端坐在琴凳中間，均勻地移動身體。只能使用左手的鋼琴家，在鋼琴前看起來略有些別扭，坐在琴凳一邊，有時候還要伸長左腿去維持一種錯位的平衡。弗萊舍一直拒絕這種不優雅的姿態，但在那場音樂會過去幾年后，他開始像一位真正的左手演奏家，不介意在鋼琴前的別扭。
　　
　　2004年，《紐約客》音樂記者埃里克斯·羅斯參加了弗萊舍的一堂音樂課。他在此后所寫的文章《奏鳴曲講座》中，詳細記錄了一個嶄新的弗萊舍。他成為指揮，做了鋼琴老師，他身上發生了令人驚愕的轉變。這是一個快樂的人，準確地說，是一個因為音樂而感到快樂的人。他變得愛說話了，課堂上雖然也有演奏示范，但更多時候，音樂浸沒在他滔滔不絕的比喻里。
　　
　　“你要像擠奶工一樣使勁……像小貓一樣，沒錯，但是要把小貓的爪子收起來……你的手指不能像錘子一樣砸下來，想想海豚怎么擺動尾巴，你的手指現在是一只海豚，像海豚那樣躍出水面……用一支箭的最尖端去小心翼翼地觸碰……像只蝴蝶一樣飛啊飛啊，然后，像蜜蜂那樣叮一下。這首曲子里含有強烈的暴力感，手腕高高地抬起來，向前，向上，現在你要從高空投下一枚炸彈，轟的一下爆炸。”
　　
　　“我的右手患上了肌張力障礙癥，這是我演奏事業最大的障礙，但它同時也帶給我一個好處。因為我已經不能親自給學生展示演奏技巧了，我就只能逼著自己去尋找最適合的語言，來表達我的想法，展現音樂所需要的感受力。這反而讓音樂的交流避免了很多誤解，我也成了一個更好的鋼琴老師。”弗萊舍在接受采訪時說。
　　
　　發生在弗萊舍身上近乎顛覆性的改變，在他的自傳中，是這樣解釋的：“我認真地考慮過結束自己的生命，不能演奏完美的音樂，我的生命就是無意義的……但是到最后，恰恰是音樂挽救了我。我又一次聽我彈奏過的那些音樂，曾經我在乎的是它們的旋律，但我終于醒悟過來，更重要的是這些旋律背后，音樂想要傳遞給人的信息，只有音樂才能達成的交流……我彈過的曲子越多，越明白這個道理，我不需要追求極致的完美，在每一場演出中竭力展現技巧，證明自己是世界上最偉大的鋼琴家之一，我不需要這樣的證明，我也不需要一場回歸演奏會了。真正重要的是我和音樂之間的關系，而它一直都在。不論演奏完美與否，音樂一直都在。”
　　
　　2023年8月，這位鋼琴家去世，享年92歲。在人生的后半段，他再也沒有舉辦過回歸音樂會。晚年，他逐步恢復兩只手演奏，但是他常常笑著糾正身邊的人，用右手演奏并不應該說“我回來了”，因為他和音樂之間的關系是，“我一直都在這兒”。
　　
　　人們在理解貝多芬的時候，往往想起他的名言：“我要扼住命運的咽喉。”但在與命運的交戰中，貝多芬最終失去了聽力。他并沒有扼住命運的咽喉，只是在這場搏斗中，看清了命運的面目，選擇昂著頭，以勝利者的姿態，走向最后一個音符。
　　
　　在忍受了數年的失聰折磨后，貝多芬從對抗現實的憤怒中解脫出來，正是音樂給了他這樣的領悟。在生命的最后，貝多芬寫出的三首奏鳴曲，風格與以往迥異。那是一位作曲家對人生的深刻領悟，它包含著最強烈的喜悅、溫柔、激烈，以及前所未有的平靜。作家米蘭·昆德拉評價說：“在最后十年中……他（貝多芬）已經達到藝術的巔峰……在音樂的演變中，他走上了一條沒有人追隨的路——沒有弟子，沒有從者，他那暮年自由的作品是一個奇跡，一座孤島。”
　　
　　這就是古典音樂所見證的人性——它可以見證你的悲劇，也可以見證你在悲劇之后的強大。
　　
　　2023年是貝多芬250周年誕辰，人們又一次歷數貝多芬的后繼者，弗萊舍仍在這個名單里，作為施納貝爾最重要的學生之一，他依然是“第四代的貝多芬”。他的一生有不同的音樂貢獻，早年間他的演奏成為一種頂尖技法的范本。后來，弗萊舍也為拉威爾的《左手鋼琴協奏曲》留下了難以超越的經典版本，成為世界上左手演奏最好的鋼琴家。作為老師，他教出一個又一個著名的鋼琴家：比斯·喬納森、伊費姆·布朗弗曼、奈達·科爾等等。
　　
　　他有一項最特別的音樂貢獻。因為弗萊舍用左手彈琴彈到了最后，與他同時代的作曲家們也一直在為他譜寫左手作品。就像拉威爾寫給“一戰”鋼琴家的經典曲目，這些都是留給后世的禮物。如果不是因為弗萊舍，這些音樂不會存在。
　　
　　我更喜歡晚年的弗萊舍。他的確失去了完美的演奏能力，但是，他擺脫了完美帶來的束縛，變得自在，也更親切。他要求自己的學生要練夠150次才能登臺，但他的鋼琴課不再只有嚴格。別人請他給練琴的孩子一些贈言，他不再說“練習、練習、再練習”，他有一個新的座右銘：“少練習，多思考。”
　　
　　他勸那些苦練技巧的年輕人，不要再迷戀霍洛維茨的高超技巧。鋼琴演奏家的技巧不完全是靠勤奮換來的，那些漂亮的音色需要最好的鋼琴、最好的調音師、最昂貴的鋼琴保養。在一次訪談中，他叮囑那些想要學琴的孩子：“大家似乎總是把古典音樂看成一件很嚴肅，需要拼了命去努力的事情，但是別忘了，這些老家伙只是為圖個開心才彈琴的啊！”
　　
　　晚年的弗萊舍常常想起自己的鋼琴老師，想起令人沉醉的演奏。施納貝爾是公認的貝多芬音樂最完美的演繹者，他彈琴的時候，能夠把一個音符彈得很長很長，像從幾代人之前飛過來，像宇宙中幾十億年前的星星。“一個音符，就那么一個音符，它一直在空氣里飄蕩，飄啊，飄啊，原來音樂是沒有盡頭的，那很美，也很珍貴。”
　　
　　事實上，在弗萊舍最后的生命里，這樣的音樂也存在著。一天早上例行練琴，剛剛接受注射治療的弗萊舍發現，右手的力氣恢復了，小拇指尖的麻木不見了。他試著在琴鍵上彈了一下，這一次，他什么也沒有做，沒有打電話告訴任何人，也不想要辦回歸演奏會。坐在鋼琴前，他給自己彈了一首曲子，他最愛的勃拉姆斯的《第一鋼琴協奏曲》。曲子彈得不完美，他的右手小拇指不那么熟悉琴鍵了，音色不夠亮，力量也不足，現場聽眾只有他一個人，但他依然很快樂。音符在房間里飄蕩，就像施納貝爾的音樂那樣，就像貝多芬作品的第四樂章，一個微弱的音符在空氣中飄啊飄，這是只屬于弗萊舍的鋼琴，這是他與音樂的對話。直到去世的那一天，他都沒能在公眾面前再次彈出最好的《第一鋼琴協奏曲》。但誰知道呢，那個早上的練習，也許就是21世紀最偉大的演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