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對幾位木匠哭著說：“這棺材暫時不做了，將來要做就做個大點兒的，把我和我兒子裝殮在一起……”
　　
　　我出生在“文革”時期，3歲時，我那參加過抗美援朝、在市里當干部的父親被“造反派”關進監牢，我隨母親回到鄉下。家中有難，我的身體卻又總找麻煩，幾乎每年農歷二三月，都要病上一場。母親為我請過許多醫生，大都說是因為體質太弱所致，需要增加營養。可那時我們家連肚子都填不飽，又到哪里去找“營養”呢？12歲那年春天，身體虛弱不堪的我，又流出了鼻血。鼻血流得很猛，用棉球塞住兩個鼻孔，血很快就在鼻孔里凝成兩個條狀的血塊；而當繼續涌流的血沒有“出路”時，它便從嘴里流了出來。母親一路狂奔到村東去找醫生。醫生為我開了幾副中藥，說：“吃吃看吧，一般人吃上一副就會管用的。”
　　幾天后，那幾副中藥喝完了，我的鼻血仍未止住，奇怪的是，鼻孔每次出血的時間，都是在剛吃過午飯、室內外溫度都相對較高的這一時間段，似乎已成為習慣性的。“怎么辦？這可怎么辦呢？”母親只好硬著頭皮再次把醫生請來。醫生長嘆了一口氣，說：“我是一點招都沒了，就趕緊往縣醫院送吧——再不去醫院，這孩子就會流鼻血流死啊！”
　　母親問，去醫院需要準備多少錢，醫生說，得二百多塊吧。母親“撲通”一聲跪倒在醫生面前：“醫生，你這不等于什么都沒說嗎？”對我們家來說，這筆錢簡直就是天文數字。
　　好心的醫生猶豫著，再次返回，免費為我掛了一瓶點滴。
　　當點滴打完的時候，黑壓壓的天空不知何時飄起了鵝毛大雪，窗外很快成了白色的世界。醫生無奈地搖搖頭，悄悄地對我母親說：“打點滴只能暫時為孩子補充一點體力，解決不了根本問題。你要有思想準備，當這場大雪消融的時候，孩子的命恐怕就……”他們都以為我睡著了，而身體虛弱又心理特別敏感的我，卻是一字不漏地全聽到了。
　　每天午飯后鼻血還在一成不變、“按部就班”地流，稍稍不同的是，血的顏色由深紅色漸漸變成了淺紅色，其濃度也由濃變稀。“這是孩子血快要流盡的征兆啊！”一位前來看望我的大嬸含著淚水對母親驚呼，另一位大嬸則抱著我的母親啜泣不已。
　　這天夜里，尖銳刺耳的鋸木頭的聲音從我家另一孔破窯洞里傳出來，幾小時后，又變成了刨木板、打鉚眼和釘釘子的聲音。我不由得猛地一激靈：“媽，隔壁那些人該不是為我做棺材吧？”母親抱著我的頭沒有說話，只是哭。我緊緊抓住母親的手，拼命哭鬧：“媽，我不想死，隔壁的阿秀已答應我了，要為我做一支好長好長的柳笛，我還要等爸爸回來……”母親腳步踉蹌地出了門。不一會兒，院內響起了拋扔木板的聲音。母親對幾位木匠哭著說：“這棺材暫時不做了，將來要做就做個大點兒的，把我和我兒子裝殮在一起……”顯然，母親已下定了與我同生共死的決心，可我，要想活下來，有那么容易嗎？
　　我生活的內容變得“簡單”起來：除了等待午飯后鼻血涌流不止的惶恐時刻，就是斜靠在被垛上看窗外南墻根菜畦上一點一點消融的積雪——積雪成了我生命的刻度，當你融盡的那一天，我也隨你走進了天國——雪啊，你就慢一點、再慢一點消融吧！漸漸的，我連軟面窩頭都吃不下去了，每天只能靠喝一小碗白面稀湯維持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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