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革命的民權而呼吁

郭沫若

全世界已經判為了民主與反民主的兩大陣營，全世界在戰爭的煉獄里面，為民主精神的興廢正作著生死的斗爭。中國是民主陣營里重要支柱之一，中國人民應有爭取民主的一切權利，和反抗非民主的絕對自由。這是現世界人類的革命民權，也就是我們中國人民的革命民權。中國在三十三年前已經成為了民主共和國，雖然直到現在還是訓政時期，①而所訓之政自當為民主共和之政。訓政如能提早完成，即為職司訓政者的較大功績。因而在訓政時期，正不應怕民主自由之過多，而應愁民主自由之過少。為爭取戰爭的勝利，為促進訓政的完成，在革命民權所允許的范圍內，我們文化工作者應有權要求思想言論的自由，學術研究的自由，文藝創作的自由。中山先生所創導的三民主義，我們認為是旨在保護革命民權并發展革命民權的主義。它應該作為國利民福的工具，但決不應該視為國祀民仰的圖騰。工具必見諸實用，砥礪改進，以期日新又新;圖騰則珍逾拱璧，禁忌萬端，使人不敢侵犯。工具因愈用而愈利，軍隊因愈戰而愈強。不用之具，不戰之軍，雖巾笥而藏諸廟堂之上②，結果必趨于腐朽。三民主義之圖騰化，實即三民主義之無用化。事茍如此，決非創導者中山先生之初心，諒亦決非奉行三民主義者諸公之所宜企冀。主義非一成不變，思想乃萬化無窮。主義之職既在利國福民，則凡有益于民族，有張于民權，有補于民生的思想，均與主義不相抵觸。不僅不相抵觸，反而憑借思想之相輔相成，而促進主義之盡美盡善。淺屑者流每謂三民主義之外無自由，三民主義之外無思想。此實大昧于主義創導之精神與思想發展之規律。充其極，不僅有害于國家的健全，且將限制其主義之生命。自由乃主義之母，思想乃主義之乳。我輩正為尊重主義，故愿有革命思想之自由，以供主義之滋養，而使國家人民果能因主義之效用而獲得幸福。由思想表現而為言論，無論其發諸唇齒，或著諸筆墨，亦無論其對群眾宣揚，或偕專家研討，均應有應分之自由，不當受不合理之干涉。我輩文化工作者既能有思想之醞釀，其發表而為言論，自有其是非善惡之一定的權衡，亦自有其利害得失之自覺的責任。茍非喪心病狂，誰能倒非為是，反黑為白，以犯天下之大不韙，而膺眾人之誅戮·欲善人之所同;愛國我何能后·甘心遺臭萬年的人，固人人得而誅之。然此如非元惡大憝，必為蛇虺細奸，此等人的思想既諱莫如深，而其言論亦善于诪張為幻。人間世決沒有真惡的奸人而不為偽善的言論的。言論限制之設，其志當在防奸，而防奸之道實不在此。茍專賴此以防奸，不僅奸不能防，反阻礙健全言論的發展，而授予真惡者以偽善的機會而已。是畏人民批判政治嗎·政治假使修明，何畏乎人民的批判·政治假使不修明，人民正為政治的主人，何緣而不得批判·民主國家的主權在民，此乃民權的初步基階。為人民公仆者而昧此雛義，如是出于無知尚有可原，如是出于故意，則直是反民主的帝王思想之余孽。是畏人民無知而泄漏國家秘密嗎·此為戰時或平時相對限制言論的唯一合理的理由，但逾此以往即為僭越。人民有話不能言，言者無責可自負。其結果必然成為瓦釜雷鳴、黃鐘毀棄③的世界。秦趙高可指鹿為馬，袁世凱得閱御用偽報④，一時雖覺予智自雄，而卒致天下大亂。故言論限制除施于泄漏國家秘密，于利國福民有決定的危害者外，乃絕對有害無益之舉。征諸古今中外之史實，證據斑斑，無煩臚列。帝王時代的愚民政策應隨焚書坑儒的污史而永遠被埋葬于過去了。但法西斯軸心國家卻仍追隨此暴政而死不覺悟。以德國言，學術機關為一黨所壟斷，學術研究為御用所奸污。不僅社會科學、歷史科學等所謂文化科學部門均受絕端的箝制，即如自然科學及其研究者亦均受極不人道之迫害。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不見容于納粹⑤，即其本人在德國亦無居住之自由，倒不僅因為他是猶太種系的原故。中國既系民主國家，則學術機關不應有壟斷之嫌疑，學術研究不應有御用之痕跡。然而事實卻頗相背馳。自然科學的研究在中國尚未充分發達，其所受限制，尚無若何顯著者可言;而關于文化科學之探討，則禁制紛繁，使學者每每動輒得咎。例以史學言，獎勵研究皇漢盛唐，抑制研究宋末明季。帝王時代之傳統史觀仍被視為天經地義，有起而駁正之者即被認為“歪曲歷史”。洪秀全仍是叛徒，曾國藩依然圣哲。李自成萬年流寇，崇禎帝曠代明君。似此情形，頗令人啼笑皆非，真不知人間何世·種族優越之謬論本為納粹信條，日耳曼族為上帝選民，邪馬臺⑥人乃天孫神子，狗屁不通，竟欲以支配世界，奴役萬族。由此謬論之猖獗，人類正流血至今，而受著鐵火的鍛煉。中國本首先受害之國，亦即首先抗敵之國，敵人的謬論本應與我不共戴天。然在我卻于無形之中仍受其感染。固有文化優越于一切的觀念依然為主持杼軸者之一大方針。而所謂固有文化要不外帝王時代所欽定之體系而已。中國文化自有其優越之點，但不因其“固有”而特加尊崇。國體已為人民本位之民國，對于舊有文化自應以人民本位之思想而別作權衡，更不能沿既定體系以為準則。然而“臣罪當誅，天王圣明”，一反乎此者，即被認為“誣蔑中國文化”。象這種固有文化優越論，其實也就是種族優越論的變形，箝束學術研究之自由，較之各種消極的禁條，其為害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消極禁條盡多，而產生它們的母親只是這優越的一感。我們并不蔑視文化遺產，但要以人民本位為依歸。本此絕對的是非，不作盲目之墨守。優越不因其固有或非固有，選擇不因其欽定或非欽定。在這種限度內，研究者有其絕對的自由，亦有其絕對的責任。孰為“歪曲”，孰為“誣蔑”，決不是簡單兩句條文所能規定的東西。簡單地規定了，這便鐵案如山地剝奪了學術研究的自由。文藝作品和活動本身，近來也差不多快要被視為罪惡了。文藝有麻醉性，敗壞青年的品德，糾紛青年的思想，且慣于歪曲誣蔑以詆毀當道。這是近來負責審查的人所曾公開發表過的言論。其實這就是固有文化的欽定文藝觀了。所謂“文人無行”，所謂“士先器識而后文藝”⑦，所謂“一為文人便無足觀”，不是古今來對于文人與文藝的定評嗎·在上者對于文人當“倡優畜之”，如不甘此待遇者便是叛逆分子。然而文藝恰是具有這叛逆性的，它是人民要求的錄音。因而歷代以來也盡有些不安分的文人，不愿意做倡優，而甘于成為叛逆。明、清時代的幾部偉大小說便是由這種人產生出來的。而這種人也就被迫得潦倒終生，甚至姓名堙沒。這就是中國固有的文藝政策。中國已經是民主國家四大強之一，這種文藝觀和這種文藝政策，應該是早被廢棄的時候了。然而不幸的是既定的固有文化系統的優越感依然是中國政治的脊梁，因而文藝家所受的待遇便特別的悲慘。首先你得清高，得遵守“窮而后工”的鐵則，就是把你拋在物質生活的狂濤暴浪中讓你多喝鹽水。而接著是須得歌頌光明，不得暴露黑暗。作家到頭不免是粉飾太平的倡優，讓一些吃飽了飯的名公巨卿泄泄氣的資料。這決不是民主國家所應有的行為，我們以文化工作者的資格，敢于為作家們控訴。作家的代表者一人已經在痛切地陳訴了，我們只是“象小賊似的東瞧西看”。不安本分的人在目前生活的高壓下實在只能做“小賊”，假使是在古時生活多少還能有點余裕的時候，或者還能有施耐庵、羅貫中那樣的大賊出現，而現代不是那樣的時候了。這也就是某些人所時時高嚷著的“中國沒有偉大作品”的重要原因了。不是檢查尺度放寬不放寬的問題，也不是放寬的尺度有多少的問題，而是應該根本改變檢查的尺度。舊式的帝王本位時代的尺度根本不能再用了。我們要求民主的尺度，以人民為本位的尺度。文藝在作為人民的喉舌上應該有創作的自由。有光明固然值得歌頌，有黑暗尤須盡力暴露。十足的光明可容許只寫一分，一分的黑暗應該要寫得十足。民主國家是不容許有絲毫的黑暗存在的。諱疾忌醫，是最危險的慢性自殺。你說“家丑不可外揚”吧，但“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⑧，不外揚它自己也會外揚。聰明的西子最好是去掉不潔，無須乎多打香水。如有家丑最好是讓它播揚干凈，我們應該努力于無可外揚的家丑。文藝活動和學術研究是自由思想的孿生子，人類文化的兩翼，在利國福民的觀點上，同樣足以利國福民。這兩種活動都需要有民主精神才能發達，而兩種活動本身事實上也就是民主精神。誰要摒棄文藝，誰也就并不懂科學，并不理解政治。舉凡軸心國家，文藝活動和學術活動都同時枯窘了，便是這事實的說明。全世界已經判分為民主與反民主的兩大陣營，全世界在戰爭的煉獄里面，為民主精神的興廢正作著生死的斗爭。我們中國既是民主陣營的重要支柱之一，我們的一切設施便應該盡力民主化。我們既參加了全世界的民主同盟，決心無條件的肅清敵人的法西斯思想，在我們自己本身便也應該無條件的不為這種思想的細菌所侵犯。這是根本問題。口頭雖萬遍說中國最民主，但中國并不因此而顯得更民主。紙上雖萬遍修改憲法草案，但中國并不因此而顯得已經立憲。問題是實際，問題是處理實際的精神。我們不愿個別地指摘既往的錯誤，因為這錯誤實在舉不勝舉。舉出了如只換湯不換藥，依然無濟于事。我們也不愿開出個別的丹方，因為總的丹方已經開在那兒，就請切切實實地實行吧。如果有切實實行主義的誠意，則在革命民權的范圍內所能容許的，思想言論的自由，學術研究的自由，文藝創作的自由，是絲毫也不會有問題的。中山先生說得好：現在中國既定為民國，總要以人民為主，要人民來講話。(在上海莫利艾路招待記者演講。)共和與自由，全為人民全體而講，至于官吏則不過國民公仆，受人民供應，又安能自由·(《釋自由》演講。)人類的思想總是望進步的，要人類進步便不得不除去反對進步的障礙物。除去障礙物，便是革命。這些就是革命民權的基本認識，三民主義的真精神也就在這兒。切實地把主義作為利國福民的工具而運用，而砥礪，而改進，兼收并蓄，廣益集思，以求其盡善盡美，達成目的吧。只是作為圖騰而神圣視之，絕對不能完成中山先生所遺留下來的革命使命。以上是我們的呼吁，我們迫切地為革命而呼吁，為革命的民權而呼吁。

作于1944年6月13日選自1947年《沸羹集》

〔注釋〕　①訓政時期：孫中山在《建國大綱》中分建國程序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國民黨統治集團借此于1931年6月頒布“訓政時期約法”，實行獨裁統治。　②巾笥而藏諸廟堂之上：語出《莊子·秋水》：“……‘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以巾笥而藏之廟之上’。”大意是，我聽說楚國有只神龜，死時已有三千歲了，國王包以錦緞置于竹匣中將它寶藏在宗廟的堂上。“巾”，覆蓋用的絲麻織品;“笥”，一種盛放物品的竹器。　③瓦釜雷鳴、黃鐘毀棄：語見《楚辭·卜居》。大意是，沉悶的砂鍋弄出雷鳴般的響聲，而貴為黃鐘反倒遭毀壞排斥。比喻無才德的庸小威風一時，有才德的賢人反遭冷遇。“瓦釜”，砂鍋。“黃鐘”，黃銅鑄就的鐘，我國古代音樂有十二律，陰陽各六，黃鐘為陽六律的第一律。 　④御用偽報：1915年下半年，日本人在北京所辦的中文報紙《順天時報》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的活動。袁曾命其左右每日擇要剪呈該報，帝制派核心人物袁乃寬等偽造一份《順天時報》，上載日本贊同中國改行帝制的文字，每日“進呈御覽”。　⑤“愛因斯坦……納粹”句：1933年，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被希特勒宣布為反德猶太學說，愛因斯坦本人亦遭迫害，被迫移居美國。　⑥邪馬臺：日本古國名。　⑦士先器識而后文藝：語見《新唐書·裴行儉傳》。大意是，士人先要培養自己的度量和見識，再來做文藝方面的事情。　⑧“西子……過之”句：語見《孟子·離婁下》。大意是，如果西施身上污穢散發惡臭，路人看見也會捂著鼻子走過去。〔鑒賞〕　在《為革命的民權而呼吁》一文里，郭沫若有感于“全世界在戰爭的煉獄里面，為民主精神的興廢正作著生死的斗爭”，國內的民權主義名存實無，憂憤之情溢于言表。民權主義需要民主，中華民國早已建立，豈有不思民主之理·用作者的話來說，即便眼下處于訓政階段，“所訓之政自當為民主共和之政”，“正不應怕民主自由之過多，而應愁民主自由之過少”。文章觸及了我國民眾當時反抗黑暗專制最敏感、最關心的話題，通篇理直氣壯，縱橫捭闔，鋒芒所向，勢如破竹，讀后令人深思、動容。作者認為三民主義是國利民福的工具，而不是高高在上，供人朝拜的圖騰。“工具必見諸實用，砥礪改進，以期日新又新;圖騰則珍逾拱璧，禁忌萬端，使人不敢侵犯。”將三民主義供奉起來，作出歪曲的解釋，在行動上處心積慮地壓制人民的思想言論自由，豈不是反其道而行之·作者還認為“主義非一成不變，思想乃萬化無窮”，憑借思想還可以“促進主義之盡善盡美”，“自由乃主義之母，思想乃主義之乳。我輩正為尊重主義，故愿有革命思想之自由，以供主義之滋養，而使國家人民果能因主義之效用而獲得幸福”。主義是需要思想支撐的，也需要追隨時代的發展加以完善。這樣一種辯證觀點，是頗有識見的。爭得革命的民權，就要爭得思想言論、學術研究和文藝創作的自由。文章論述了國家實行自由民主的重要性，反對當局將其視之為洪水猛獸的做法。人的幸福指數最重要的表現就是自由，人是追求自由的文化生物。所謂自由，就是人尊重自然和社會的發展規律，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自主地追求美好生活的權利。自由決非隨心所欲的放誕，個人的我行我素。自由也是有是非善惡的權衡，有對社會利害得失的公心責任的，況且是在眾目睽睽之下，誰愿意做遺臭萬年的民族敗類呢。自由和責任相輔相成，向善之心，愛國之情，這是民意之同。真正作惡的人是極少數，對絕大多數人則應給予充分的信賴，對廣大民眾的言論應該給予開閘。“故言論限制除施于泄漏國家秘密，于利國福民有決定的危害者外，乃絕對有害無益之舉”，“中國既系民主國家，則學術機關不應有壟斷之嫌疑，學術研究不應有御用之痕跡”。政治畏懼人民，人民不能成為政治的主人，一旦堵塞言路，“人民有話不能言，言者無責可自負。其結果必然成為瓦釜雷鳴、黃鐘毀棄的世界”。到了人人自危，敢怒不敢言的時候，倒是“授予真惡者以偽善的機會”了。作者縱觀世界歷史，羅列了國內外一些鉗制思想言論自由的典型表現，論證專制制度對文化和人之危害。德國當年推行法西斯統治，種族優越論甚囂塵上，一時猶太人如哀鴻遍野。學術機關為一黨壟斷，不但社會科學、歷史科學等毫無生氣，還殃及自然科學，像愛因斯坦那樣的科學家也受迫害被驅逐出國。環視中國，抗戰時期雖然實行過國共合作，但國民黨推行專制統治的行為一直沒有停止，他們在文化上實行專制政策，壓迫進步作家，扼殺進步文化團體，禁錮知識分子的言論。他們唱的是“三民主義”的高調，卻公然違背孫中山的遺愿，借“訓政”之名，行專制之實，說白了，就是為維護自己這一撥少數人的利益。我國的自然科學不發達，然“關于文化科學之探討，則禁制紛繁，使學者每每動輒得咎”。在史學領域，“獎勵研究皇漢盛唐，抑制研究宋末明季”。認帝王將相為正宗，視農民起義為邪道。在“民族文化”的旗號下，大肆宣揚封建主義的糟粕，幾千年的傳統文化，不能動其一根毫毛，誰有異議，就被看作“誣蔑中國文化”。文藝作品則不能暴露黑暗，倘若站在勞苦大眾的立場宣傳革命，就是麻醉青年，敗壞青年品德，把青年引向歧路。如果一意孤行，就“把你拋在物質生活的狂濤暴浪中讓你多喝鹽水”，讓你陷于病不能醫，死不能葬的悲慘境地。總之，要逼得你噤若寒蟬，就范、屈服于他們的專制統治。作者義正詞嚴，據理駁斥專制統治。正是希特勒的種族優劣論，讓人類流血至今，遭受地獄般的磨難。而中國之所以難以誕生偉大的文藝作品，中國的作家之所以難以表現個性，無論是歷史上，還是現在，都跟專制高壓不無關系。這是莫大的悲哀。作者破中有立，清晰地論述了如何實行民主的方案。“我們并不蔑視文化遺產，但要以人民本位為依歸。本此絕對的是非，不作盲目之墨守”，“應該根本改變檢查的尺度。舊式的帝王本位時代的尺度根本不能再用了”。所要求的是民主的尺度，以人民為本位的尺度。文藝作品既可以歌頌光明，也可以揭露黑暗，光明的一面未必寫盡，而“一分的黑暗應該要寫得十足”。諱疾忌醫，等于慢性自殺。孟子曾說，即使像西施那樣的美人，如果沾染上污穢惡臭的東西，別人也會掩鼻而過。涂抹香水，也是無益的。社會有不潔，要以清除為上策，而不必加以掩蓋、美化。郭沫若把文藝活動和學術研究喻作孿生子，認為它們都需要民主精神的養育和呵護。國家既然作為民主陣營里重要支柱之一，“便應該盡力民主化”。既然加入了世界民主同盟，就要肅清敵人的法西斯主義，不為它的細菌所侵犯。郭沫若是貫穿20世紀影響整個中國政治和文化的重要人物，也是著名的政論家。他被時人稱為才如大海，文章得意處又有“斷弦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蘇軾語)的氣勢。在這篇雜文里，我們得到了切實的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