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氏傳》，為魯史官左丘明所修纂。中國史官傳統，源遠流長，自《尚書》《春秋》以下，無論“欲往事不忘”之記注，或“欲來者興起”之撰述，多以經世資鑒為依歸。《左傳》以歷史敘事解說《春秋》，治亂盛衰之啟示、成敗興亡之殷鑒，觸處皆是，自不例外。要之，《左傳》之比事與屬辭，提供經世致用獨多。清魏禧《左傳經世鈔·自敘》所謂：《左傳》為史之大宗，“古今御天下之變，備于《左傳》”。

天下之變，莫大于侵、伐、戰、役，《春秋》多征存之。《左傳》成公十三年所謂：“國之大事，惟祀與戎。”戰爭為涉外之大事，與國內大事之祭祀，等量齊觀，皆備受重視，《春秋》多據事直書之。《左傳》工于敘事，尤長于敘次戰爭，千古無出其右。春秋時代之戰役，見于《左傳》敘記，以晉楚城濮之戰（僖公二十八年）、晉楚邲之戰（宣公十二年）、晉齊鞌之戰（成公二年）、晉楚鄢陵之戰（成公十六年）、吳越笠澤之戰（哀公十七年），最為知名。其他大小戰役，《左傳》亦多因事命篇，體圓用神，“皆精心結撰而為之，聲勢采色，無不曲盡其妙。”（吳闿生《左傳微》卷四）

為因應經世資鑒之歷史使命，《左傳》敘次戰爭，稽考成敗得失，最所用心與致力。誠如《漢書·藝文志》所云“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因此，影響戰事成敗得失之所以然，依序為兵法謀略之高下，將領才性之美惡，軍心士氣之升降，武器裝備之良窳，軍隊人數之多寡。《左傳》敘戰，多有具體而微之體現。譬如晉楚城濮之戰，筆者已發表《〈左傳〉敘戰與〈春秋〉筆削——論晉楚城濮之戰的敘事義法（上下）》一文，載《古典文學知識》2018年第4期、6期，可以互參。

中國敘事傳統，濫觴于《春秋》，大備于《左傳》，形成于《史記》（張高評《〈春秋〉〈左傳〉〈史記〉與敘事傳統》，《國文天地》2017年第33卷第5期）。今以《左傳》敘秦晉韓之戰為例（僖公十五年，645），持屬辭比事之《春秋》教，探論《左傳》之敘戰書法。《春秋》之筆削，如何轉化為詳略、重輕、顯晦、曲直之書法？屬辭比事之《春秋》教，如何運化為歷史敘事、敘事之義法？多可以從中窺見一斑。《左傳》敘次戰爭，敘事傳人之焦點場景，與后世之史傳小說不同，大抵以經世資鑒為依歸，觀秦晉韓之戰，有具體而微之體現。

一、 《春秋》屬辭比事與《左傳》之歷史敘事

“原始要終，本末悉昭”，為古春秋記事之成法。《春秋》《左傳》雖為編年體史書，然孔子作《春秋》，左丘明著《左傳》，皆薪傳此一本末敘事之書法。編年體之失，為相關事跡，星羅棋布，不相貫串。然“原始要終，本末悉昭”之歷史敘事，適足以救濟編年體之局限，令來龍去脈洞然，終始本末曉然。《禮記·經解》所謂：“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靈活運用，可以助長歷史敘事之閱讀興味與接受效益。

始、微、積、漸，為歷史發展之脈絡與通則。春秋侯國間之軍事沖突，自有其遠因、近因、導火線，《左傳》以史傳經，將事件之終始本末，交代清楚，記載明白，此固史官之天職。至于原始要終，敘事見本末，能令千載之下如見如聞，筆墨近化工，尤其難能而可貴。如秦晉韓之戰，發生于僖公十五年。然《左傳》關注遠因，于僖公十三年，敘“晉薦饑，秦輸粟于晉”;十四年，敘“秦饑，乞糴于晉，而晉人弗與”。此《左傳》敘事，“先經以始事”之例，即所謂“本末悉昭”之史筆。僖公十五年，敘秦晉韓之戰原委，開宗明義，再提“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外加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不與。于是，秦伯伐晉，乃師出有名。《左傳》敘事傳人，為救濟編年體之缺失，往往運用提敘法，以提綱挈領總括散分，而凸顯得失功過，是非成敗。韓簡視師，所謂“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不報”，亦借由擬言代言作提敘。

就秦晉韓戰之終始本末而言，近因在晉閉秦糴，遠因則為惠公背賂失信。臨陣，又閉諫違卜，于是秦獲晉侯。總之，韓之戰，其曲在晉。《左傳》詳敘晉惠公無道，韓戰之必敗可知。清王源《左傳評》稱：“此文序晉惠公之喪敗，全是自作之孽。而前序其獲，后序其歸。序其獲，固見其孽由己作;序其歸，更見其孽由己作。”清高士奇《春秋大事表·讀春秋偶筆》釋韓愈《贈盧仝》詩，稱“究終始”三字最妙，此即比事屬辭之法。《左傳》之歷史敘事，探究本末終始，即是古春秋記事成法之演化。

清方苞《左傳義法舉要》稱：“此篇大旨，在著惠公為人之所棄，以見文公為天之所啟。”蓋以宏觀之視野，系統之思維鳥瞰全書，眼光未留滯于韓之戰，亦未執著于晉惠公，已觀照到重耳之興晉，晉文公之稱霸諸侯。且看《左傳》敘“晉侯歸，殺慶鄭而后入”，知晉惠雖遭困辱，無能改其忌刻惡行，所以為外內所棄。“晉饑，秦又餼之粟”一段，《左傳》借箕子代言曰：“姑樹德焉，以待能者。”吳闿生《左傳微》指出：“惠公事才了，又透文公消息。”清王源《左傳評》較早指出：“序晉不亡，即伏文公之興;秦不取晉，即伏穆公之伯。”猶東海霞起，總射天臺，此《左傳》歷史敘事“究終始”之書法。

二、 《春秋》比事見義與《左傳》之敘事藝術

《史記·太史公自序》引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述孔子作《春秋》云：“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比次史事，可以體現《春秋》之義;故古人作史，往往于敘事中寓論斷（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六），《左傳》《史記》多優為之，此之謂比事見義（張高評《〈春秋〉書法與“義”在言外比事見義與〈春秋〉學史研究》，《文與哲》2014年第25期）。

《左傳》敘秦晉韓之戰，重心焦點不在戰事，而在晉惠公之敗德無道，可作后世殷鑒。觀其比次史事，或作類比，或作對比，而出以反對映襯法為多，此《左氏》敘事之藝術，亦歷史編纂學之可取法者。以類比史事言，《左傳》開篇敘晉惠公招怨、背賂、食言、失信，三施而無報。臨戰，再寫其閉諫、違卜，秦遂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以從之，秦穆姬偕子女登臺履薪以救之，晉陰飴甥會秦伯于王城以說秦，終于“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迨晉惠歸國，乃“殺慶鄭而后入”。《左傳》敘晉惠公“忌刻以斂怨，多怨以取敗，能合其眾以釋怨而復國”，然不能釋慶鄭不孫之恨，器量之偏執狹隘，不能成大事。因此，秦穆公只能期待另一位“能者”重耳了。

類比敘事，猶修辭學的正襯;對比敘事，猶辭章學之反襯、對稱。論修辭成效，正襯不如反襯。尤其在忌諱敘事方面，對比成諷，無勞詞費。就敘事傳人而言，對敘亦遠勝類敘。方苞《左傳義法舉要》曾舉韓之戰對比敘事之妙：

（反首拔舍）以上，敘晉侯無一事一言之在于德，見其自取敗亡。以下，敘晉群臣凜凜有生氣，所以能歸其君。……穆姬本怨晉侯，及被獲，又以死免之。著穆姬之知義，正與晉侯之敗德反對。……晉人凜凜有生氣。未戰之前，人皆知君之敗;既敗之后，人皆欲君之歸。又與前反對。

晉惠無德，與晉群臣之有生氣對敘;穆姬知義，與晉侯敗德對敘;晉群臣于戰前，知君必敗;敗后，信君必歸，皆作前后相反相對之敘事，比事以見義，貶斥譏諷自在言外。再就《左傳》敘戰之常法言，往往敵我對敘，如韓之戰，晉惠驕矜，秦穆恭遜，不待兩軍交鋒，勝負成敗即可預知。又如韓戰之中，慶鄭陷君于敗;戰后，不敢逃死;慶鄭將死，其言順，與戰時諫君之語犯，相反相對。“秦伯樹德，與晉侯斂怨反對;箕子之言，與史佚之言相映”，皆是其例。

方苞《左傳義法舉要》所謂“敘事之文，最苦散漫無檢拘。惟《左氏》于通篇大義貫穿外，微事亦兩兩相對”，晉楚城濮之戰妙用對敘，秦晉韓之戰之對敘亦頗采之。

三、 《左傳》之擬言代言與屬辭約文以顯義

唐劉知幾《史通·敘事》，說敘事之體有四：直紀其才行，唯書其事跡二者，前所論《左傳》韓之戰類敘、對敘諸比事見義法近似之。其三曰因言語而可知，其四曰假贊論而自見，《左傳》歷史敘事多采行之。（《史通通釋》卷六《敘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史通·載言》稱《左傳》：“言事相兼，煩省合理，故使讀者尋繹不倦，覽諷忘疲。”記事之中，時出記言之體，變化多姿，可以引人入勝。由《史通》觀之，記言固敘事之一體，世稱為言敘，或語敘。對話之于敘事，作用有四：或刻劃性格，或推進情節，或展示場景，或交代枝節，（張高評《左傳之文學價值》之《說話藝術之指南》，五南圖書公司2019（增訂重版））《左傳》敘事傳人多有之;《左傳》敘戰之法，亦言事相兼，未嘗例外。

錢鍾書《管錐編》，高度推崇《左傳》之記言，以為“實乃擬言、代言。謂是后世小說，院本中對話、賓白之推輪草創，未遽過也。”今看《左傳》敘秦晉韓之戰，可悟“言事相兼，煩省合理”敘事法之一斑。清金圣嘆《天下才子必讀書》有如下之贊賞：

寫秦伯語，又如驕奢，又如戲謔，又如真懇，妙！寫晉群臣語，滿口哀求，又并不曾一字吐實，妙！寫穆姬語，無限慌迫，卻只說得一片瓜葛何至于此，并不是悍婦要求，妙！

《左傳》利用對話敘事傳人，既刻劃人物性格，又推動敘事情節，如金圣嘆揭示秦伯語、群臣語、穆姬語，即是其例。對話之作用，有繪聲繪影，展示場景者，如慶鄭預敘乘小駟之敗，所謂“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干。進退不可，周旋不能”云云，出以對話，所謂借言記事，自是《左傳》敘事之大宗。《左傳》敘韓原之戰，正面敘寫戰事無多。晉惠公所以見獲，諸多可惱可憐之處，多出于他人之品評，運用側筆見態表出，《史通·敘事》所謂“假贊論而自見”者。清馮李驊《左繡》稱：“尤妙在卜右一段，句句說小駟，卻句句寫此公。將忌克人性情舉動，刻劃無遺。”記言可以刻劃個性，此其顯例。

韓簡視師一段，《左傳》亦借乙口敘甲事，直指秦伯伐晉之緣由：“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晉曲秦直，可以知之。清王源《左傳評》所謂：“借韓簡口中，結惠公從前多少行徑。”隨視師問對出之，渾然天成。晉惠公使韓簡請戰，“寡人不佞”云云，與城濮之戰楚子玉“能進不能退”語，同是驕兵神氣。吳曾祺《左傳菁華錄》謂：“寫一時戰狀，他人數百言方盡者，此只以一二言了之，可謂簡括之極。此等境界，萬難學到。”言敘之妙有如此者。

晉惠公之劣跡惡行，一言以蔽之，曰敗德。妙在借由史蘇之占，韓簡指桑罵槐表出，巧妙點睛。韓簡再引《詩·小雅·十月之交》，稱“僔沓背憎，職競由人”，比興寄托，諷諭自在言外。諸家評論《左傳》敘韓之戰，多指“職競由人”一語，為通篇之主（詳后）。經由語敘帶出文眼，敘事絕妙經營。全篇對話，在呼應惠公之敗德;而重耳之將興，借秦伯再次輸粟，以對話出之，所謂“以待能者”。而秦穆終能稱霸西戎，“姑樹德焉”一語，亦可見出端倪。

《左傳》之敘事傳人，擬言代言處，誠如錢鍾書《管錐編》所云：“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內，忖之度之，以揣以摩。”觀此，《左傳》之對話藝術，美妙靈動，值得進一步全面探討。“晉獻公筮嫁伯姬”一段，清王源《左傳評》欣賞其結構精緊之美，以為雖短幅而有變化、斷續、映帶、借言、精警五妙。辭章之美，賞心悅目，亦頗耐觀玩。

《左傳》工于敘戰，往往于未戰之前，作無數翻騰，千瀾萬波，全為此一戰役之勝負作張本。及敘至戰狀，寥寥不過數行即止。韓之戰，敘“戰于韓原”之前，于晉惠之敗德敗跡，已作若干提敘、類敘、對敘、語敘與預敘，幾占全文一半篇幅。既戰獲歸之后，又鋪陳許多對話與詞令，類敘、對敘、逆敘、串敘、提敘、結敘，兼而有之。結敘風韻尤佳，大有曲終江上之致。

清馮李驊《左繡》卷五稱：“凡大篇段落，必多佳處。全在每段自為提結，又段段遞相聯絡。”此篇提敘特多，頗可見左氏屬辭約文之功夫。王源《左傳評》則以奇正化變，不可端倪之妙，品評本文，以為“開手四段，固以正為奇矣;又非以奇為正、以正為奇、以奇為正乎？”世間佳篇妙文，大抵多不犯正位，如借賓相形，反筆相射，藕斷絲牽，不即不離之倫。清馮李驊《左繡》謂：“韓原之戰，正面著墨無多。”即指出此一特色。

四、 《春秋》筆削之旨與《左傳》詳略之義

孔子筆削魯史記，作成《春秋》經，歷史編纂之際，史事必有去取從違，辭文自有因革損益。取舍損益之際，取決于獨斷別識之義，孔子所謂“丘竊取之”者，所以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然就經典詮釋而言，或筆或削之書法，吾人借其事，憑其文，自可以推求著述之指趣。清章學誠《文史通義·答客問·上》曾作簡要之提示：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而后微茫秒忽之際，有以獨斷于一心……此家學之所以可貴也。（《文史通義校注·內篇五·答客問上》，中華書局1985年版）

《春秋》載記一代之歷史，其于東周之人與事，或書，或不書。其所書者，則筆之;不書者，則削之。元趙汸《春秋屬辭》提示解讀《春秋》之法，在“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以其所不書，推見其所書”（元趙汸《春秋屬辭》卷八《假筆削以行權》），以之互發其蘊，互顯其義。《春秋》經僖公十五年，書曰“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宋胡安國《春秋傳》就或書、或不書發論：

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獲晉侯以歸，而經不書歸，免秦伯也。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而以及為主。書獲、書歸者，兩俱有罪，而以歸為甚。今此專罪晉侯之背施、幸災、貪愛、怒鄰，而恕秦伯也。（宋胡安國《春秋胡氏傳》卷十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宋胡安國詮釋《春秋》之法，即以或書或不書，或筆或削，互發其蘊，互顯其義。《春秋》專罪晉侯，故詳敘背施、幸災、貪愛、怒鄰種種敗德。欲恕秦伯，故《左傳》于伐晉輕點，而《經》不書伐。筆削與詳略互文，亦由此可見。其他《春秋》學者釋經，論點亦有相通處，如：

秦伐晉，不書;書晉侯，非予之也。明背施幸災者晉侯，欲戰者亦晉侯。書獲晉侯，以賤之也。罪晉，故略秦。其事，則《左氏》詳之矣。（

清劉沅《春秋恒解》卷三）

獲、執，事同而勢異。彼不敢抗，則謂之執。抗不敢就執，則謂之獲。不言以歸者，穆姬以死要秦伯，秦伯不敢將晉侯以入國，舍諸靈臺，故不言以歸。皆從實而書之耳。（日本安井衡《左傳輯釋》卷五）

清劉沅《春秋恒解》特提書晉侯、獲晉侯，以明非之、賤之之義。《春秋》書法，欲罪晉，故詳晉而略秦，此以詳略見筆削之義。日本安井衡《左傳輯釋》釋《春秋》所以書“獲晉侯”，不言以歸者，援《左傳》敘事為證，指《春秋》據實直書。由此可見，言或不言，皆各有其義法。通全《經》事例而觀照之，筆削之義可以如撥云霧，昭然若揭。

其后，《左傳》以歷史敘事說解《春秋》，《春秋》筆削之書法，遂衍化為詳略互見之敘事義法，重輕、同異、忽謹之際，亦多寓含義法。如《左傳》敘秦晉韓之戰，敘晉惠公愎諫失德甚詳，而秦晉交戰事甚略。《左傳》方敘秦筮伐晉，忽就筮詞之“敗”字，突接“三敗及韓”。蓋正戰且不宜詳，前此之三戰三敗，自當簡略敘之。由此觀之，通曉《春秋》筆削之旨，有助于運化詳略之道。

漢董仲舒《春秋繁露·精華》稱：“《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方苞倡“義法”說，亦以為：義在筆先，法以義起，法隨義變。《左傳》敘秦晉韓之戰，以歷史敘事解經，亦專罪晉侯之背施、幸災、貪愛、怒鄰。故方苞《左傳義法舉要》稱此篇，以“晉侯先事而敗德，臨事而失謀，孽由己作，作通篇關鍵”。詳之、重之，一切剪裁結構皆脈注綺交于此。詳略去取，重輕損益，一線文心，皆融貫于此一通篇之關鍵。

《左氏》敘秦晉韓之大戰，并未正面敘寫戰況，只敘韓簡與慶鄭兩段議論而已。所以然者，清周大璋《左傳翼》以為：“此兩條，最此戰大頭腦，特為詳敘，昌黎所謂記事必提其要也。”舉凡敘事之大關鍵、大頭腦，皆宜大書特書，詳說重敘，提要凸顯。晉惠公由于背施幸災而致寇，又以愎諫違卜而致敗，皆被獲之緣由，所謂自作孽，不可活。故《左傳》敘戰，詳寫韓簡與慶鄭兩段議論，而秦伯伐晉之是非成敗可知，《左氏》之進退予奪可見，以史傳經之勸懲資鑒亦得以索解。

五、 敘事之義法：義以為經，而法緯之

孔子作《春秋》，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謂《春秋》體現之“義”，出自孔子之獨斷與別識。世人臨文，未下筆，先有此“義”;猶丹青繪事，先有成竹在胸，然后可以一揮而就。史事之筆削取舍，辭文之因革損益，取決于其義之引領與指向。孔子作《春秋》如此，左丘明著《左傳》，司馬遷纂修《史記》，亦不例外。清方苞說古文義法，深得《春秋》書法之啟益，曾言：

《春秋》之制義法，自太史公發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然后為成體之文。《望溪先生文集》卷二《讀史·又書貨殖傳后》）

方苞說義法，“義以為經，而法緯之”二語，最稱關鍵。史事如何編比？辭文如何修飾？取決于著述旨趣之“義”。換言之，義，攸關“何以書”;法，涉及“如何書”。如何書，自然受“何以書”之制約。義先存有，法后隨之，此之謂“義以為經，而法緯之”。方苞說古文義法，又稍加演繹之，所謂“法以義起”“法隨義變”，“變化隨宜，不主一道”，當更明白可曉（張高評《比事屬辭與古文義法——方苞“經術兼文章”考論》附錄一《方苞義法與〈春秋〉書法》，新文豐出版公司2016年版）。

《春秋》與《左傳》之或筆或削，或詳或略，固以指義為南針;即排比史事，屬辭約文，亦以其義為導航。乃至于原始要終，本末悉昭之屬辭比事，亦以史義為指歸。通篇之主、一篇之關鍵、脈注綺交、一以貫之之處，即是義之所在。《左傳》敘秦晉韓原之戰，清王源《左傳評》卷二曾拈出韓簡引詩“職競由人”一語，以為通篇之旨。前敘、后敘，皆就此義鋪陳編比之。如：

此文序晉惠公之喪敗，全是自作之孽，故“職競由人”一語，乃通篇之主;而前序其獲，后序其歸。序其獲，固見其孽由己作;序其歸，更見其孽由己作。

其義之于篇章，猶一篇之警策，往往為畫龍點睛所在。王源《左傳評》拈出“職競由人”一語，指為一篇大義。結處引《詩》，所謂“僔沓背憎，職競由人”二語，清陳震《左傳日知錄》亦目為一篇之警策。左氏敘事，以“禍降自天”意相嘲弄，然后吞吐而言“職競由人”。曲筆否決“禍降自天”，而坐實孽由己作，方是畫龍點睛之筆。誠如陳震《左傳日知錄》所云：

點睛在結處，而全文字字為《詩》言寫生。尤妙在層層皆以“禍降自天”。相為吞吐，作“松浮欲盡不盡云，江動將崩未崩石”之勢。結處引《詩》，僧繇之龍破壁飛去矣。

《左傳》敘韓之戰，篇首總挈綱領，出以提敘，以見晉侯之背施、幸災、貪愛、怒鄰，因而失德致敗。所謂“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云云，堪稱點睛之筆，提示秦伯伐晉之緣由，亦即前半幅立意之焦點。方苞《左傳義法舉要》多所提示：

此篇晉惠公以失德致敗，篇首具矣。而中間愎諫違卜，臨事而失謀，則非平昔敗德所能該也。故因韓簡之論占，忽引《詩》以要逭前后。而篇中所載惠公之事與言，細大畢舉矣。

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稱：《左傳》釋經，“或先經以始事，或后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義，隨義而發”。或先、或后、或依、或錯，皆從義而變，得董仲舒說《春秋》之妙，可與方苞所提“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相互發明。以義為統領，可以要逭前后，細大畢舉，“放之，則彌六合;收之，則退藏于密”，差堪比擬。《左傳》解說《春秋》如此，敘事傳人亦本此而發明之。晉惠公先事而敗德，臨事而失謀，故本篇之大義，聚焦在“職競由人”（孽由己作）。方苞《左傳義法舉要》詳加舉證，如云：

失德失謀致敗由人，則守義好謀，而轉敗以為功，亦由人。并晉群臣之蹙憂以從君，惕號以致眾，馳辭執禮以喻秦，皆一以貫之。而慶鄭之孽由己作，亦包括無遺矣。敘事之義法，精深至此，此所謂出奇無窮。

“職競由人”（孽由己作），為《左傳》秦晉韓之戰一篇史義所在，亦懲勸經世之所在。敘事之先之、后之、依之、錯之，皆準此而發。晉君之失德失謀，致敗由人不由天;晉臣之守義好謀，轉敗為功，亦由于人事。晉群臣之從君，惕號致眾，馳辭喻秦，一以貫之，皆由于人。甚至慶鄭之自我作孽，亦不離“職競由人”之篇旨。方苞《左傳義法舉要》稱：“古人敘事或順或逆，或前或后，皆義之不得不然。”義為經為先，法為緯為后，法以義起，法隨義變，董仲舒所謂“從變從義”，杜預所謂“隨義而發”，要皆敘事義法之要領與真言。

（作者單位：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