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界大而全的現象已成定局。國際資本市場少數歐美券商已成就霸業，近期個別券商發力，就可以壓低全球金價，掃蕩黃金市場。會計行業也是“大”字當頭，“八大”國際會計事務所已合并為“四大”。國際評級機構是標準普爾、穆迪和惠譽三家獨大。律師事務所還沒有出現國際霸主，但合并運動也開展得轟轟烈烈。

《大金融論綱》封面

大型金融機構從大處著眼，整合全社會資源，至少美國的情況是這樣。金融危機發生之后，《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社論，標題就是《高盛與我們對賭》。但美國學術界尚未整合金融學與相關學科，沒有以“大”對“大”。金融危機之后，美國并沒有深刻反思，華爾街銀行仍然是大而全，美國學術界仍然拘泥于管見。美國學術界雖有評判大而不倒的聲音，但其內容散見各處，缺乏有分量的學術專著。

自冷戰結束以來，金融學和經濟學大由美國定性、定調，但這次我們得了先手。陳雨露教授所著《大金融論綱》一書《大金融論綱》提出了“大金融”的命題，即，（1）強調宏觀理論和微觀理論的系統整合；（2）強調金融和實體經濟的和諧統一；（3）強調一般規律國家稟賦的有機結合。該書2013年5月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大金融的命題很及時，對我國有重大的現實意義。中國的銀行業也是非常夸張的。比如，2013年3月28—31日，中國工商銀行就以兩個整版在《華爾街日報》上刊載兩個版面廣告，宣傳工商銀行的“文治武功”——歐美的銀行也沒有如此夸張的。廣告宣稱，“中國工商銀行是中國最大的商業銀行，在市值、利潤和顧客存款等各類指數方面也是全球的領軍銀行”。廣告還稱，工商銀行的不良貸款已由2010年的1.08%降到2012年的0.85%。但廣告沒有提到，這一成就在多大程度上要歸功于理財產品的發行，以表外負債的膨脹降低表內壞賬的比例。截至2012年年底，中國銀行發行在外的理財產品比2011年減少了12%，而建設銀行發行在外的理財產品卻增加了27%，工商銀行則公開承認，其發行的理財產品有可能稍微超出了銀監會的規定。國內銀行業已在踐行大金融。

“大金融”這個理論由中國人民大學來提是很恰當的。人民大學是國際金融學術界的重鎮，在國內更處于領軍地位，校友遍布朝野，尤其是在金融界風云奔走，金融監管機構內也到處可以見到他們矯健的身影。是的，學術和實務都需要實力，兩者相得益彰，更有掎角之勢。母校的師長和校友學術成就彪炳，遐邇聞名，行走江湖的校友就可以放膽高歌，渾身是膽雄赳赳。反之亦然，在外的校友狂飆四起，留守母校的師長和校友指點江山，就更加理直氣壯。人民大學有這個意思。好的大學也是一種傳承和延續。大金融也是這個意思：“‘大金融’概念，在學理上源于黃達教授所倡導的宏微觀金融理論相結合的基本思路。”

《大金融論綱》的作者陳雨露教授是經濟學博士，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校校長。陳雨露教授自1989年開始在中國人民大學任教，主要研究金融理論與政策、國際金融、公司金融和固定收益金融工具。陳雨露教授長期從事科研和教學工作，出版和發表過許多專著、譯著和學術文章，是金融領域的著名學者，有一呼百應的影響力。當然，反過來說，《大金融論綱》也是集思廣益的成果。《大金融論綱》 的“后記與致謝”部分提到，該書研究受益于各界領軍人物，學界領袖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教授、中央財經大學校長王廣謙教授、北京大學金融研究所所長張亦春教授；監管機構的領導包括：中國人民銀行周小川行長、中國銀監會尚福林主席、中國證監會會前主席郭樹清、中國銀行業協會姜樹清會長；專家學者包括：人民大學商學院院長伊志宏教授、中央財經大學史建平教授、證監會期貨二部主任馮博教授。少長咸集，群賢畢至——《大金融論綱》的成書過程有這個意境。

《大金融論綱》是一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專著，既有學術價值，又提出了具體的建議。該書建立了基于“‘三大支柱’（效率興、穩定性和危機控制能力）的金融體系的一般分析框架，然后將其擴展至實體經濟和經濟政策彼此聯系和作用的動態圖景模式。該書的具體建議包括：“中國的利率市場化改革應該在2015—2017年之間完成，資本賬戶開放應該在2015—2020年之間完成。”這是很重要的時間表，也是很多人關心的話題。《大金融論綱》是本有助于開展討論的專著。

《大金融論綱》是本非金融專業的讀者也可以看懂的書。該書文字洗練、流暢，一掃國內學術界行文的萎靡之風。說到底，文風問題是學風問題。很多時候是文不達意，詞不達意，是因為作者本來就沒有什么要說的，或是并不清楚自己要說什么。

《大金融論綱》的部分章節也有專業術語和公式，似有單篇學術論文的痕跡。學術研究需要持之以恒，錙銖積累，不可能一蹴而就。歷史上的一些經典著作也是先有講義、講稿或單篇文章，然后再整理出版成書的。路易斯·布蘭代斯（Louis D. Brandeis）的《別人的錢——銀行家如何用》（Other People’s Money—and how the bankers use it）是這樣的經典，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大法官的《普通法》（The Common Law）是這樣的經典，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Georg Wihelm Fiedrich Hegel）的《歷史的哲學》（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也是這樣的經典。

“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有水月印記并不是件壞事。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是英國作家，1965年出版了小說《間諜來自寒冷之處》（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該書已成經典，書名至今仍然被作為成語引用或改用，經常出現在英文主流報刊的標題中。1998年該書再版之前，出版商建議勒卡雷，可以借此機會修改書中的“不連貫處”。約翰·勒卡雷知道，出版商是在委婉地勸其修改書中表達欠妥之處。但勒卡雷拒絕了，執意要保留其“光榮的傷痕”，讓世人領略其當年的真容。學者與作家不同，但觀點也有變化的過程，留此存照也是件很光榮的事。

當然，《大金融論綱》也有缺憾。大金融應當是跨學科的研究，《大金融論綱》的作者也有這個意思。作者提出了“國家稟賦”的概念，“不僅包括通常意義上的資源稟賦，同時也包括與金融體系的運行密切相關的社會環境、文化特質和政治制度框架等”。不過通觀全書，《大金融論綱》仍然是以金融學和經濟學為主線，以這兩門學科的視角去詮釋金融現象。書中也提到了“文化因素”，但篇幅很短，只是提及關于英美文化因素和日本文化因素的研究，沒有關于中國文化因素的討論和分析，也沒有關于法律因素的討論和分析。金融學者談文化和法律是有困難，但今后進一步開展研究時，似可匯編各學科學者的文章。還可以借助學術方法，綜合對資本市場的各種態度，包括民間對金融的漁樵閑話。

總之，《大金融論綱》提出了一個主要的話題，并且率先就此進行深入討論。相信大金融的命題今后會有許多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