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9月，俞平伯把1923年出版的《紅樓夢辨》一書重新編訂，改名為《紅樓夢研究》出版，《文藝報》在“新書介紹”欄中對此書加以肯定和贊揚。1954年3月俞平伯又在《新建設》上發表了他的《紅樓夢簡論》。這一著作雖比前書有較大進步，但基本觀點和總的傾向仍是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觀點和實用主義方法，宣揚了資產階級的唯心論和文藝觀，對《紅樓夢》的思想內容和藝術成就作出許多錯誤論斷，在青年讀者中間產生了不良影響。

1954年，青年作家李希凡、藍翎投稿并附信給《文藝報》，對俞平伯的錯誤觀點提出批評，他們沒有得到答復。1954年9月、10月他們先后在《文史哲》和《光明日報》上發表了《關于〈紅樓夢簡論〉及其他》和《評〈紅樓夢研究〉》兩篇文章，尖銳地指出了俞平伯在《紅樓夢》研究中的一些唯心主義的錯誤觀點。如，俞平伯認為《紅樓夢》是作者的“自傳”，是作者自身情場經歷的真實人物的“寫生”；《紅樓夢》脫胎于《金瓶梅》；《紅樓夢》的主要觀念是“色”“空”等等。

毛澤東同志看了李希凡、藍翎的文章后，1954年10月16日給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關同志寫了《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說“這是三十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適派的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斗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并認為“俞平伯這一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當然是應當對他們采取團結態度的，但應當批判他們毒害青年的錯誤思想，不應當對他們投降。”(《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毛澤東選集》第五卷134、135頁)這樣，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號召下，從1954年10月，在全國開展了對資產階級唯心論思想的批判。

中國文聯和作協主席團從1954年10月31日起聯合舉行了八次擴大會議，對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錯誤觀點進行了批判，并就《文藝報》關于《紅樓夢》研究及編輯工作中存在的問題進行檢查。會議中郭沫若作了題為《三點建議》、周揚作了題為《我們必須戰斗》的發言，分別指出了對資產階級唯心論展開斗爭的重要性，批判了胡適派“新紅學”家對《紅樓夢》的歪曲。俞平伯在會上也表示愿意修正自己的錯誤觀點，受到與會者的歡迎。此后，中國科學院和作協主席團舉行聯席會議，決定聯合組成九個批判小組，分別對胡適所販賣的反動實用主義哲學和資產階級唯心主義進行總清算。這次批判運動，清算了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對我國學術領域里的影響，捍衛了文學的現實主義原則，加強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學術領域里真正的領導地位。不僅為古典文學研究掃清了道路，而且也幫助青年們懂得在閱讀古代文學作品中如何去吸收民主性的精華，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這次批判總體說，體現了當時黨對知識分子“團結、教育、改造”的政策。但這次批判運動也有片面和粗暴之處。如把這次批判形成了一種群眾性的批判運動，甚至把學術問題扯到政治上來批判；有關組織對《文藝報》有些問題的處理十分不當；李希凡、藍翎對俞平伯的批評，也有不全面和武斷之處，這些表明，這次批判運動也是有缺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