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文藝美學要略·論著·《摹仿:現實在西方文學中的再現》

埃利希·奧爾巴哈(1892—1957)著。奧爾巴哈，德國語文學家、文學批評家，后移居美國。《摹仿》于1946年用德文出版，它綜合運用了語文學、文學批評和歷史等學科的原理，被公認為二十世紀美學和文學史領域中的經典之作。

通過比較荷馬史詩和《圣經·舊約全書》，奧爾巴哈指出，盡管荷馬史詩的敘事技巧看起來頗為高超，但是，就其對人類及其現實生活的描述來講，卻是比較簡單的。荷馬史詩仍然停留在傳奇階段，而《圣經》的故事即愈來愈接近于歷史，因為它們關注的是道德、宗教和心理現象，并非象荷馬史詩那樣僅僅是愉悅我們的感官，

與此相關的另一個問題是，對高雅和崇高風格的理解分歧也存在于兩部作品之中。曾經有一種被普遍接受的風格分離規則， 它規定“對日常生活的現實主義描繪與崇高是不可并存的，這種描繪只能用于喜劇之中，或者經過仔細修飾用于田園詩中”。荷馬與這種規則相距甚遠，他并不害怕讓日常生活的現實主義進入崇高和悲劇之中。，然而，較之于《圣經》，荷馬卻更接近于這種規則，因為荷馬史詩中那些偉大崇高的事件都嚴格地明確地發生在一個統治階級的成員之間，而且，他們的英勇、高雅都十分純粹，不象《圣經》中的人物那樣可以是非常卑微的。最后， 日常的現實主義，即對日常生活的現實主義再現，在荷馬史詩中仍然處于平靜的田園詩領域，而在《圣經》中，崇高的、悲劇的、關于社會問題的現實主義從一開始就存在于對日常普通生活的再現之中，因為上帝的崇高在這里深深地影響著日常生活，崇高和日常生活這兩個領域不僅事實上沒有分離，而且實質上是不可分離的。

作者認為，古羅馬作家佩特羅尼烏斯達到了古代現實主義發展的頂點，但是，他的人物和敘事在措詞和處理上都處于最粗俗的風格層次上。這就意味著，一切有關社會問題的，一切能夠在心理上或社會學上使人想到嚴肅的東西，都必須排除在外，因為這些東西的內涵是粗俗風格所無法承受的。總體上來講，在古代的現實主義文學中，風格分離的規則是不可違反的，平常的現實的事情，與日常生活有關的事情，只能在喜劇的風格層次上加以處理，而這種風格不可能容納對社會問題的探索。結果，現實主義領域非常狹窄。如果以嚴格的現實主義來衡量，我們不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即古代的現實主義作家對平常的職業和社會階級，對日常生活情景，對日常的習俗，簡言之，對人民及其生活，沒有進行嚴肅的文學處理。如果古代文學不能嚴肅地再現日常生活，即無法透徹地理解日常生活的難題，無法看到它的歷史背景，如果古代文學只能以粗俗的風格，喜劇式地或至多是田園詩式地，凝固地，非歷史地再現現實，這也就意味著，這些東西不僅標志著古代現實主義的局限，而且也標志到它的歷史意識的局限。因為正是在日常生活的思想和經濟狀況之中，那些隱藏在歷史運動背后的力量才顯示出來， 那些軍事的、外交的或與國家政體有關的東西只是日常生活深度的變化的產物，是其最終結果。

以風格分離還是風格混用作為參照系，奧爾巴哈繼而依次考察了西方文學中對日常現實的再現。他指出，《圣經·新約全書》中風格是混用的，因為基督教教義的核心——基督的現身和受難——與風格分離的原則是不相容的。中世紀的宮廷羅曼斯的現實主義提供了關于領主階層的豐富而耀目的生活畫面，但是，風格卻是分離的，崇高的領域僅僅容納封建領主階層的成員，與粗俗、奇異、喜劇的領域仍然是分離的。中世紀的基督教戲劇則不存在風格分離的問題，因為崇高與粗俗或日常生活在基督的受難中已經不可分離地聯系在一起了。

奧爾巴哈指出，在但丁的作品中，風格的混用達到了頂點，已經接近于違反所有風格的地步了。薄迦丘的《十日談》確立了一種特定的風格層次，在這個風格層次上，當代生活的實際事件變成了優雅的享受，這種風格是介乎于高雅與粗俗之間的中庸風格。但是，薄迦丘的現實主義卻難以進入社會問題的和悲劇的領域。在莎士比亞的作品中，與階級相對應的風格分離遠比中世紀基督教文學中的風格分離為甚，毫無疑問，這是古代悲劇觀的一種反映。一在法國古典主義文學中，現實主義所具有的局限性更嚴重地表現在高雅和悲劇領域中，在這個領域中，悲劇與人類日常生活事件的分離是前所未有的，它超過了古希臘羅馬時期。

書中認為，在啟蒙運動時期，興起了處于中庸風格層次的體裁，諸如小說和敘事詩，在悲劇與喜劇之間，出現了一個中庸的傷感劇。因此，這個時期的主流是風格的混用。直到以司湯達和巴爾扎克為代表的現實主義興起后，存在的和悲劇的嚴肅性進入了現實主義，嚴肅性與日常生活混和起來。二十世紀的作家則對普通人民生活中隨意選擇的時刻進行了毫無偏見的精確的內部和外部的再現，這種再現預示有了人類的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