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體育，好像天天就在考慮“成敗”這兩個字。為我的成敗，不僅我家里人要為我擔憂、受刺激，這么多球迷和觀眾給我寫那么多信，通篇談的還是“成”與“敗”，所有的熟人朋友見了我，首先不是問你生活怎么樣、身體好不好？第一句話就是：啊呀，最近不錯，又贏啦！要不就是：什么時候贏古巴隊、拿冠軍？而報刊雜志似乎有個統一的語調：郎平，你何時再創輝煌？！
　　
　　一聽到這樣的問候，我腦子就暈了，特別是剛從美國回來的時候，也許是接受了一些美國文化的影響，我對成敗勝負，心里沒有太大壓力，因為，美國人的觀念是，只要你盡全力、做最好的嘗試就行，然后，或成或敗，該是什么是什么，因為，成敗的因素很多，有如何看待的問題，還有如何駕馭的問題。但在中國，我們已經習慣了一種概念、一種追求：必須得勝、必須拿冠軍、必須戰無不勝——我強加給自己的也只有這一種選擇——那時候，我的生活中只有排球，球打不好，生活就沒有光彩，也就沒有意義了，所以，精神壓力特別大，一輸球，腦海里就冒出一個很嚴重的問號：怎么向全國人民交代？！到美國以后，我和勞爾也經常談論在兩個國家打球我們各自不同的體驗，我也問勞爾她在美國隊打球的時候壓力大不大？勞爾說，世界冠軍只有一個，但生活不只是排球，排球是我們喜歡的事業，我們應該從中得到樂趣，不應該只感到精神負擔和壓力。勞爾還說，人的能力有大小，他扛40斤，你只能扛30斤，30斤對于你是極限，你扛足了，你就是成功者。
　　
　　在新墨西哥大學給勞爾當助理教練的時候，看勞爾指導學生打球，對我也有啟發。剛開始工作，我好像只會對學生說一句話：“這不對，這樣做不對。”什么都是不對，隊員都覺得奇怪，怎么從我嘴里說出來的都是“不對”呢。勞爾和我截然不同，她總是說：“很好，這個動作不錯，你再體會體會。”或者是：“這個呢，還不是很好，你再試一遍，你一定會更好。”這種做法有好的一面，培養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剛開始，我也不太習慣，別人夸獎我打球打得好，我總是謙虛地說：“不好，我打得不好。”人家特不理解，反問我：“你是世界冠軍，你打得不好，誰打得好？”我啞口。在中國，你不能“說”自己最好，但必須“干”得最好，哪怕輸一場球，有些袖手旁觀的人就受不了，比我們這些天天在球場上摸打滾爬的教練和隊員更計較輸贏和成敗。
　　
　　特別是世界錦標賽中國隊輸給韓國隊一場球，有些報紙用通欄標題大聲疾呼：“中國女排危機”，批評中國女排“快”不過韓國，“強”不過歐美，“躋身四強要看別人眼色”。倒是古巴女排超級巨星路易斯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談到中國隊的前景，路易斯不假思索地回答：“我相信中國女排能打進四強。”路易斯的話不僅僅是禮節，她的預見是出于對郎平的了解，她們共事過。接著，賽事果然出現轉機，卻又有人寫文章稱，這是“漁人之利”，是“上帝憐惜中國女排”，好像中國女排能夠反敗為勝，完全是僥幸，是“天上掉餡餅”。他們對輸贏如此敏感，卻并沒有敏感到輸贏的真諦：上帝從不憐惜一個患得患失的人。中國女排在鹿兒島失利，盡管被“逼到懸崖”，但她們沒有動搖、沒有放棄，在危難面前不屈不撓，仍然滿懷“求生”的信心，并為“求生”盡一切努力，這種品質的意義和價值，已經超越了輸贏。
　　
　　我們能夠反敗為勝，贏得最好的結局，這對于運動員來講，更應該給予肯定和鼓勵，更值得宣揚和表揚，因為，這是一種精神——在困難和挫折面前沒有放棄的精神。我當然理解大家的心情，都希望中國女排能和當年的“五連冠”相比，希望女排早一天拿冠軍，我也是這么希望的。但是，我們要實事求是，得客觀地分析中國女排隊伍的情況。不能說，拿了冠軍就是拼搏，不拿冠軍就不是拼搏。我們組隊七個月，打世界杯賽獲第三，接著，我們又在奧運會上拿第二，這些成績雖然沒有達到大家所期望的“第一”，但這樣的成績也是天天拼出來的，是我們這些隊員的血汗，她們每一天都在作最大的努力，在漳州夏訓，我們的隊員每天要濕透六七身衣服。全世界有130多支球隊，中國女排在世界排壇發展的這種格局中，能夠有這樣的成績，每個隊員都嘔心瀝血了，如果一定要她們一場不輸，輸了就冷嘲熱諷，這對運動員很不公平。
　　
　　其實，輸贏算不了什么，打世界大賽，畢竟不是打世界大戰，我們打的不是利益，我們打的是一種人類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