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立民把我領進央視后，我第一份固定工作就是早上到14樓打開水，中午到食堂買盒飯。當時全辦公室的人中午吃什么都是由我決定。我去得早，他們就可以吃上排骨或紅燒肉一類的好菜。所以中午十一點半之前我就開始惦記這件事情。打回飯，幫他們送到桌上，看著他們吃得開心，我有一種滿足感。其實電視人的性格很多是外向和張揚的，并沒有什么等級觀念，日子一長，陌生感就消失了。
　　
　　節目組開會是我最興奮的時候，可以見很多人，可以了解大家都在忙什么事情。那時《東西南北中》是中央一套黃金時段的節目，每周六晚上20：10的CCTV-1播出，當時CCTV-3綜藝頻道還沒有開播。中央一套的節目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當時正在策劃《東西南北中》春節后的第一期節目。我在組里打了半個月的雜工，當了半個月的劇務。有一天高立民對我說，我給你介紹兩個領導認識一下。這兩個人，一個是當時《東西南北中》的制片人孟欣，另一個是當時文藝部主任鄒友開。
　　
　　孟欣是在中央電視臺遇見的第一個可以決定我命運的人。見面之后的一天，孟欣提出要看看我的資料，我畢恭畢敬地把在書包中揣了半個月的錄像帶拿了出來，雙手捧著交給了孟欣。看錄像的時候，她一句話不說，我屏住呼吸惴惴不安地等待，鄒主任正好經過，淡淡地問了一句：“這個小伙子是誰？”
　　
　　我膽怯地說：“主任，是我。”說話的時候完全沒有底氣。
　　
　　在孟導的建議下，我拎著自己的行李，“三牙一毛”，加兩件襯衣，和崔亞楠一起來到了位于翠微賓館的單身宿舍。這是一個普通的標準間，兩個大男人住顯得非常小，但是房間有一個向陽的窗戶，在我看來這間房子象征了太多美好的事情，我不但可以不交錢，白吃白住，而且終于可以在早上醒來的時候看見陽光了。
　　
　　住在翠微賓館的日子開始讓我覺得踏實了一些。每天早上，我和亞楠坐地鐵上班。蘭州沒有地鐵，北京的地鐵很快，我們只需要坐一站就到了。那時候地鐵票價是五毛錢，對于我們這樣的短途來說實在是不值。于是為了省錢，捎帶著鍛煉一下身體，我們每天跑步上下班。看到長安街上來往的車輛，我心里偷偷地琢磨：奮斗10年，我怎么也能開上輛“奧拓”吧！
　　
　　初春的一個午后，孟欣對辦公室所有的人說：“今天晚上開《東西南北中》新一期的策劃會，大家該準備的準備一下。”
　　
　　于是，編導們紛紛打電話請人，整理材料，我沒有什么可準備的事情，也不敢問，心想：只要他們能帶我去就行了。
　　
　　晚上，我們從臺西門出來，打了一輛“面的”，接上許戈輝，我們到了京豐賓館的一個會議室，在那里我又見到了另一位仰慕已久的著名策劃人焦乃積先生。請外腦策劃是電視臺做節目的一個行之有效的方式，無論是《東方時空》、《實話實說》，還是我們的《藝術人生》都是如此。策劃是一個由虛到實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不僅僅是結構節目，更重要的是探討節目理念。
　　
　　此時我坐在一個角落里一言不發，當然也沒有發言的資格。聽著大家各抒己見，侃侃而談，我覺得自己的汗毛孔都張開著，腦子跟錄音機似的，幾乎能背下他們所有說過的話。也許是因為那個時候太過敏感，對專業的敏感，對每個人、每件事情的敏感，還真讓我學到了很多聞所未聞的知識。
　　
　　策劃會一連開了七天，天天挑燈夜戰，而且越是深更半夜大家越是才思泉涌。最后一天的晚上，節目的基本樣式確定了。鄒友開主任來了，大家需要將策劃的結果匯報給他，批準后就可以領經費開始拍攝工作了。
　　
　　忽然，孟欣說：“朱軍，你給鄒主任文案我們這幾天討論的結果吧！”
　　
　　要我說？我連自己在這期節目里干什么還不知道呢！但是，她確實要我說，我沒有緊張，因為我連緊張的時間都沒有。
　　
　　那就說吧！在這個節目組中，頭一次，不是說中午盒飯的事，而是1994年第一期《東西南北中》的策劃方案。聽我說話的人是能決定我命運的人。
　　
　　相聲演員，記性好，再加上太多敏感，豎著耳朵聽的東西一句都沒落，我當時連相聲“貫口”的工夫都用上了，一氣呵成。盡管僅僅是轉述別人的觀點，20多分鐘吧，房間中就我一個人在說話，大家目不轉睛地看著我。
　　
　　事后很久，孟欣說，就是在那一刻決定用我作這一期的主持人。
　　
　　散會后，老孟說：“朱軍，沒事和許戈輝好好聊聊，熟悉熟悉，這期你倆搭檔試試！”說完轉身走了。
　　
　　奇怪！求之若渴的東西來了，卻沒有瞬間的狂喜，也沒有什么人向我祝賀，高立民、崔亞楠他們都沒有，一切顯得異常平靜。
　　
　　真的要錄像了，真的要在中央電視臺主持節目了，準備比等待更加緊張。于是我每天很早來到辦公室,把一切相關的帶子和節目資料都看一遍,回到宿舍趁亞楠不在的時候對著衛生間的鏡子說：“觀眾朋友,您好！歡迎您收看這一期的《東西南北中》。”嘗試著各種表情、各種肢體表達,活活一個神經質。和許戈輝也是天天打電話,一到辦公室就對詞,其實充其量不過十幾句話,對了一遍又一遍,我生怕因為自己的一點閃失而前功盡棄。
　　
　　沒有出鏡的衣服,我來北京時就帶了兩件襯衫,毛衣穿了一個冬天。越臨近錄像我越心急火燎。
　　
　　和我同住的崔亞楠看出了我的心思,問我：“到時候你穿什么呀？”沒等我說話,他神秘兮兮地拉著我就出去：“我給你弄套衣服去！”
　　
　　我們出門坐上地鐵。路上他才告訴我,他認識一個叫“仕奇”西服專賣店的老板,也是內蒙人,他的老鄉,我們可以先向他借身衣服應應急。老板聽明白我們的意思后,二話沒說,指著一屋子的西服,就說了仨字：“隨便挑！”
　　
　　我拿了店里最便宜的兩套衣服,走出店門。
　　
　　錄像的當天簡單而順利,節目的要求很簡單,我只是和許戈輝在演播室中將串場的詞錄一遍就行,每回幾乎都是一次通過,因為詞我已經背得滾瓜爛熟。錄像后,我換下衣服。到中午了,繼續去打盒飯。
　　
　　我和導演高立民一起進機房,剪片子。每每剪到有我的片段,我都特別仔細地看自己,明顯有點傻,明顯不自然,說話再慢點就好了……我給自己找出無數的缺點,攝像機總是能夸大人的缺點,經常在機房里覺得自己“慘不忍睹”。也經常有認識或不認識的人到機房看上一段,忽然就問：“這小伙子是誰？”
　　
　　每聽到這樣的問話,我都自我安慰地當成是在夸我。
　　
　　我坐在機房的角落里,像個劇務一樣地送水送飯,進來的人不會注意我,但是他們至少注意了屏幕上的我。我是一名電視節目的主持人,我不求在生活中光彩照人,但要在屏幕上引人注目。那個時候,白天工作,晚上做夢都在說：“東西南北中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熬機房是一個艱苦的工作,空氣渾濁,不見陽光,“躲進小樓成一統”,卻令精神十分集中。直到有一天晚上,終于編完了,孟欣要來審看,之后就可以合成,上字幕。我站在旁邊心里盤算：會給我打一個什么字幕呢？
　　
　　我有些忐忑,隱隱期待著什么。
　　
　　于是等待。
　　
　　這不是第一次等待了,在東門、在辦公室、在策劃會上。
　　
　　節目審過皆大歡喜,機房的技術員熟練地上字幕。這時,技術員頭也不抬地問了一句：“朱軍名字前面打什么字呀？”
　　
　　“‘主持人’呀！”孟欣極其不經意說出了三個字,技術員照辦。周圍沒有任何人流露出驚異或是質疑,依舊沒有喝彩和祝賀,大家平靜地繼續后面的工作。只有在我的心中,經歷了翻江倒海的激動,我強忍著。
　　
　　我清楚地記得,那天是1994年3日28日,我終生難忘的一天,我慶幸它成了一個起點而不是終點。
　　
　　孟欣走的時候,我膽怯地說：“謝謝孟導。”